夜色渐深，市集的灯火一盏接一盏亮起，展板前的人影来来去去。学者抱着那叠稿纸站在原地，指尖还停留在孩子诗稿的最后一个字上。风从街口吹来，掀动纸页，他低头看了一眼，将稿纸重新捆紧，抱在胸前。老李没再说话，只是拄着拐杖慢慢往回走，背影融入巷口的暗处。学者立了片刻，转身朝城南方向走去。
天完全黑了下来，青石板路被月光照出浅灰的轮廓。他脚步不快，走得稳，肩上的包袱随着步伐轻轻晃动，里面是几本从民间收来的旧册子和誊抄的战报残页。白日里那些孩童演练阵法的身影、母亲教孩子写字的画面、挑担汉子默默压下“我也讲”纸条的动作，还在他脑中浮动。他本以为，只要把真实的事迹传开，人们自会信，自会敬，自会学着去做。可此刻，他心里却浮起另一层念头：若连记载本身都存疑，这些热忱，还能站得住吗？
回到城南文院居所，他解下包袱，取出《沿海战志》与《军府录》，摊在案上。油灯芯爆了个小火花，他拨了拨，俯身翻开两书。松江之战，癸酉年冬月，夜袭倭营——这是张定远早年参战的关键一役，也是后来许多民间记述反复引用的战事。他逐行对照，笔尖蘸了朱砂，在纸上勾画异同。
《沿海战志》记：“亥时布阵，子时潜行，寅时火攻。”
《军府录》载：“寅时出击，未及交锋，敌已惊遁。”
时间对不上。前者说三更天就已列阵待发，后者却称黎明才出兵。他皱眉，又翻到兵力部署一条。
《沿海战志》写：“以三十人断后，伏于芦苇荡。”
《军府录》则言：“无伏兵，全军直进。”
他合上书，闭眼静坐。这两部史书皆出自官修系统，一为兵部下属编纂，一为地方军府呈报汇录，按理不应有如此根本性出入。他起身取来先前抄录的巡抚急件副本，核对伤亡名单，发现其中确有七名士卒死于芦苇荡伏击——这与《沿海战志》吻合。可《军府录》中竟无此记载。
他又翻开一本私修笔记，是某位退役幕僚的手札，内中提及：“松江之役，初报有误，后经勘核，方补伏兵一事。”原来，最初的战报送入兵部时，因通信延误，未载断后小队行动，数日后才由副将补呈。而《军府录》所据，正是那份初报。
他提笔写下札记：“同述癸酉年松江之战，一载‘寅时出击’，一记‘亥时布阵’，岂有不察之理？非传抄之误，乃底本相歧。”写罢，搁笔，盯着那行字看了许久。不是哪一本错了，而是——它们依据的根本就不一样。
第二日午后，他携书赴城南文会。文会在一处清静院落举行，五六位史学家围坐庭中，案上摆着茶具与几卷刚校订的方志。他未多言，只将两部史书并排置于中央，指着矛盾之处，一一说明。众人传阅，起初沉默，随后有人开口。
“《军府录》出自兵部档库，当为正源。”一位须发花白的老者道，“地方所报，常有夸大，不可尽信。”
另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学者摇头：“但《沿海战志》所载伏兵七人，已有抚台文书佐证。若依《军府录》，此七人岂非无故阵亡？”
“或许抚台文书亦有误。”老者坚持，“战时混乱，记录难免错漏。兵部所存，终是最终核定之本。”
“可若兵部所据本就是错的呢？”学者轻声问，“若最初报送时遗漏实情，而后未及修正，岂非以讹传讹？”
庭中一时安静。茶烟袅袅升起，落在杯口边缘凝成水珠，滴落无声。
“你的意思是，官方记录也可能不实？”老者抬眼看他。
“我不是说不实。”学者低头整理书页，“我是说，不同来源的记录，反映的是不同视角。兵部要的是结论，地方记的是过程。一个重结果，一个重经过。我们今日所见，不过是片段拼凑，而非全貌。”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定论？”中年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