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像一层薄纱，轻轻覆在哈尔滨沉睡的街巷上。林默站在松花江的堤岸，棉大衣的领子竖起抵御着清晨的寒意。江面上传来的不是往日的寂静，而是一种沉闷的、持续的轰鸣——那是冰层断裂的声音，如同大地深处的叹息。
喀嚓——轰！
一块桌面大小的冰坨从主冰层上剥离，在暗流推动下翻滚，撞上另一块更大的浮冰。冰屑四溅，在初升的阳光下闪着钻石般的光。接着是第二块、第三块，整条江仿佛活了过来，冰裂声从上游到下游次第响起，像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在敲击战鼓。
“开江了。”林默喃喃道，呼出的白气瞬间融入雾中。
这是他来到这个时代的第四个春天。第一个春天是在行军路上度过的，满眼焦土；第二个春天在建设基地，双手磨出血泡；第三个春天初见成效，黑土地上第一次长出像样的庄稼。而这第四个春天——松花江的怒吼似乎在宣告着什么不同。
脚步声从身后传来，踩在尚未融尽的残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林工，您又一大早来江边了。”农业局长老周走到他身旁，递过一个还温热的布袋子，“我家那口子烙的饼，夹了咸菜，您垫垫。”
林默接过，布袋子传来的温度一直暖到手心。他打开咬了一口，玉米面的香混着咸菜的脆爽在嘴里化开。
“墒情报告出来了？”林默问，眼睛仍看着江面。
“出来了，油墨还没干透呢。”老周从挎包里掏出一沓表格，“松嫩平原地区表层土壤含水量平均18.2%，个别地块达到20%，墒情是近十年来最好的一次。但大小兴安岭余脉、长白山区的冻土层还有一尺多厚，得等。”
林默接过表格，没有立即看数据。他先看的是报告扉页上那些手写的签名——省农科院土壤所、气象站、各地观测点，十几个名字，有的字迹工整，有的歪歪扭扭，但每一笔都透着认真。
翻到第三页，他的目光停在那个数字上：预计春播总面积三千二百万亩。
“核实过了？”林默的声音很轻。
“核实了三遍。”老周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数字，“咱们现有的耕地是两千八百万亩，新开荒的估计能有三百万亩，还有去年水毁今年复耕的一百多万亩。三千二百万亩，只少不多。”
林默点点头，把最后一口饼吃完。远处的江面上，一块巨大的冰排被水流推上浅滩，发出最后一声沉重的呻吟，然后静止在那里，像一头搁浅的巨兽。
“通知各地，”林默转向老周，晨光正好照在他脸上，能看见眼角细微的皱纹和眼中坚定的光，“3月20日零时起，全省进入春耕播种期。我们只有一个月——不，是二十八天——来完成全年百分之七十的播种任务。”
“二十八天？”老周下意识重复。
“4月15日是最后期限。”林默望向南方天空，几片云正在聚集，“再晚，有些作物的生育期就不够了。而且气象站预测，4月中旬可能还有一次降温过程。”
老周在本子上飞快记录着，铅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记完了，他抬起头，欲言又止。
“有什么困难，说。”林默道。
“农机不够。”老周直说了，“‘铁牛-55’全省只有八百台，就算三班倒，也覆盖不了多少地方。大部分地区还得靠畜力，靠人力。”
林默沉默了片刻。江风起来了，吹得大衣下摆猎猎作响。远处传来城市苏醒的声音——马车轮子碾过石板路，工厂的汽笛，还有不知哪家孩子在哭。
“那就分类指导。”林默终于开口，“机械化条件好的地区，全部上机器，我要他们创造纪录。条件一般的，推广我们改造的畜力农具。最困难的地方……”他顿了顿，“组织互助组，人拉犁，手点种，一寸地也不能荒。”
老周重重点头：“明白了！”
“还有，”林默补充道，“告诉所有干部，这次春耕不只是一项生产任务。这是我们向这片土地、向这里的人民证明，新的时代真的来了。”
两人沿着江堤往回走。雾正在散去，城市的轮廓渐渐清晰。教堂的尖顶、工厂的烟囱、民居的瓦屋顶，都在晨光中显现出来。路边，一株老榆树的枝头爆出了嫩芽，米粒大小，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
但林默看见了。他停下脚步，伸手摸了摸那绒毛般的嫩芽。
春天真的来了。
二、铁牛怒吼
3月20日凌晨三点半，佳木斯郊外二十里的红星农场还沉浸在一片漆黑中。但农场场部那排土坯房里，灯已经亮了一个多小时。
场长老王第三次检查他的铁皮喇叭，确定电池是满的。这个喇叭是去年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日本货，音质沙哑但声音奇大，在空旷的田野上能传出一里地。
“都到齐了吗？”老王问旁边的副场长。
“到齐了，五十台‘铁牛’，五十个机手，还有二十个替补，全在场上待命。”副场长是个三十出头的汉子，脸上有道疤，是当年打四平时留下的。
老王推开房门。场院上，景象让他呼吸一滞。
五十台“铁牛-55”拖拉机排成五列，每台都擦得锃亮，车头红色的五角星在马灯照耀下泛着光。拖拉机后面挂着的不是普通的犁，而是新式的联合播种机——这是农科院和机械厂鼓捣了半年的成果，能一次完成开沟、播种、覆土三道工序。
机手们站在自己的拖拉机旁，清一色深蓝色工装，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有男有女，最年轻的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最年长的也不过三十出头。没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呼吸在寒夜里凝成白雾。
老王走到临时搭起的高台上。说是高台，其实就是三张八仙桌摞起来，上面再架把椅子。他爬上去的时候，桌子晃了晃，
铁皮喇叭凑到嘴边，老王深吸一口气。
“同志们！”
声音炸开，在寂静的田野上回荡，惊起了远处林子里的几只乌鸦。
“今天是1948年3月20日，农历二月十一，春分前一天。”老王的嗓门天生就大，加上喇叭助力，每个字都像砸在地上，“按照省委的命令，今天凌晨四点，全省春耕大会战，正式开始！”
场院里响起一片压低了的欢呼。
“咱们红星农场，是全省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农场，是试点，是标杆！”老王继续吼，“省里给咱们五十台‘铁牛’，不是让它们在这儿当摆设的！林工昨天打电话来说——‘我要看红星农场创造奇迹’！”
“创造奇迹！”
“对，奇迹！”老王挥舞着喇叭，“什么是奇迹？就是别人用五百人三天干完的活，咱们五十台机器，一天干完！能不能？”
“能！”五十个人的吼声汇在一起，震得桌腿都在抖。
老王看看怀表：三点五十五分。东方天际，最黑暗的时刻已经过去，一丝鱼肚白隐约可见。
“各就各位！”老王下令。
机手们迅速爬上驾驶座。柴油发动机需要预热，一时间，场院里响起五十台机器启动的轰鸣。突突突——声音由小到大，由杂乱到整齐，最后汇成一种低沉而有力的咆哮，像是沉睡的巨兽正在苏醒。
小芳坐在编号“07”的拖拉机上，手心全是汗。她是这批机手里唯一的女性，今年十九岁，哈尔滨技工学校第一批毕业生。父亲是铁路工人，牺牲在四平战役中。来之前，母亲拉着她的手说：“丫头，给你爹争气。”
她握紧方向盘。铁制的方向盘冰凉，但她手心滚烫。
场院边沿，一群农民默默看着。他们是农场的老职工，种了一辈子地，用惯了牛犁、锄头。看着这些铁家伙，眼神复杂——有好奇，有怀疑，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
“老哥，你说这铁牛，真能比牛好使？”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农问身旁的人。
“谁知道呢。”被问的人抽着旱烟，“地可不是好糊弄的。机器走得快，可它能知道哪块地硬、哪块地软？能知道种子埋多深正好？”
正说着，高台上的老王举起了一面红旗。
三点五十九分三十秒。
小芳感觉自己的心脏在狂跳。她看向东方——那片鱼肚白正在扩大，染上淡淡的金边。
红旗猛地挥下！
“出发——”
五十台拖拉机同时轰鸣，排气管喷出青烟，车轮碾过冻得坚硬的土地，向着田野进发。车灯划破黎明前的黑暗，像五十把利剑。
小芳挂上一档，轻轻松开离合器。“铁牛”颤抖了一下，开始前进。很稳，比她在训练场上开的那些旧机器稳得多。后面的播种机发出有节奏的“咔嗒”声，那是种子在计量器里滚动的声音。
第一缕阳光就在这时刺破云层。
金红色的光从地平线喷涌而出，瞬间洒满大地。黑土地苏醒了，沉睡一冬的田野在晨光中舒展身躯。拖拉机群在这片金光中前进，构成一幅奇异的画面——钢铁与土地，现代与传统，在这个春天的清晨相遇。
小芳打开驾驶室旁边的一个小铁盒，里面是新装的仪表盘。指针在跳动，显示着速度、播种深度、种子流速。最神奇的是一个圆形玻璃窗，能看见里面金黄的玉米种子像瀑布一样落下。
“07号，保持直线！”副驾驶座上的技术员小张喊道。他是农科院派来跟机的，负责记录数据。
小芳集中精神。前方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平整得像一面巨大的砚台。她需要做的，就是保持直线，保持匀速，让后面的播种机在土地上划出笔直的沟，均匀地撒下种子。
太阳完全升起来了。世界变得清晰，色彩变得鲜艳。黑土是黑的，天空是蓝的，拖拉机的红色是鲜艳的。远处，未开垦的荒地上还残留着斑驳的白雪，像是大地的补丁。
“每小时三十亩！”小张突然激动地喊，“小芳，咱们一小时播了三十亩！”
小芳没回头。她的手紧紧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但嘴角，不受控制地翘了起来。
三十亩。一个壮劳力，用最先进的马拉农具，一天最多播六亩。而现在，一台机器，一小时，三十亩。
这就是林工常说的“生产力”吗？
上午十点，拖拉机群完成了第一轮作业，回到地头加水加油。老王骑着马在地里转了一圈，回来时脸涨得通红——激动的。
“了不得！了不得！”他跳下马，话都说不利索了，“你们知道这一上午，播了多少亩吗？”
没人回答。所有人都看着他。
“两千亩！”老王吼出这个数字，声音都变了调，“两千亩啊同志们！放在以前，五百个劳力，不吃不喝干三天！咱们五十台机器，一上午！”
短暂的寂静。然后，欢呼声爆炸开来。帽子被抛向空中，年轻人跳起来拥抱。小芳从驾驶室爬出来，腿有些软。她看着身后那片土地——上午还是一片裸露的黑土，现在已经被均匀的垄沟覆盖。新翻的泥土在阳光下闪着湿润的光，像是大地的肌肤在呼吸。
“小芳同志，”老王走过来，用力拍拍她的肩，“好样的！没给你爹丢人！”
小芳的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她别过脸去，用袖子狠狠擦眼睛。
“场长，”小张拿着记录本跑过来，声音都在抖，“数据出来了。平均播种深度5.2厘米，行距65厘米，株距28厘米，完全达到技术要求！而且，而且……”
“而且什么？”老王问。
“而且种子的破损率只有0.3%！以前手工播种，破损率至少5%！”小张的眼睛在发光，“这意味着，光这一项，咱们就节省了成千上万斤种子！”
老王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最后，他转身对着所有机手，深深鞠了一躬。
“我老王，代表这片土地，谢谢大家！”
没有人说话。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有光。
远处，那些观望的老农走了过来。最先开口的那个皱纹满脸的老农，蹲下身，抓起一把刚播下的土。土是湿润的，带着春天的气息。他仔细看着土里的种子——粒粒饱满，深浅一致。
“服了。”老农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对老王说，“我种了四十年地，没见过这么种地的。这铁牛，比牛强。”
三、山区的春天
就在红星农场的“铁牛”轰鸣时，两百公里外的靠山屯，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里是大兴安岭的余脉，山连着山，岭挨着岭。土地都在山坡上，巴掌大一块，挂在半山腰。大型农机？根本进不来。连牛车都走不顺当，有些地方得靠人背肩扛。
老李头天不亮就起来了。他在院子里磨那把用了三十年的镐头，磨石和铁器摩擦，发出有节奏的“嚓嚓”声。老伴在灶间烧水，水开了，蒸汽从门缝里钻出来，混进晨雾。
“爹，省里发的那个‘新式犁’，真能用吗？”儿子栓柱从厢房出来，揉着眼睛。
“试试呗。”老李头头也不抬，“反正咱们那点地，用老法子也得种。”
所谓的“新式犁”，其实是个改装货——普通的木犁，加了个齿轮传动装置，后面挂个手摇播种器。林默称之为“畜力半机械化农具”，农民们叫它“铁木犁”。
院子外传来铜铃声。村长带着几个人，赶着辆大车来了。车上装着五六件类似的农具，还有几袋种子。
“老李，领你家那份！”村长吆喝着。
老李头放下磨石，走过去。他先看那犁——犁头是铁的，比自家那个沉，但做工精细。播种器是个木头盒子，侧面有个摇柄，摇一下，
“这玩意儿，能准？”老李头问。
“省里技术员教的，”村长说，“摇一圈，漏十粒种子。深度可调，行距也可调。来，我给你演示。”
套上驴，村长亲自扶犁。驴往前走，犁头切开冻了一冬的土地。村长摇动摇柄，咔哒咔哒，种子均匀地落在沟里。后面有个小耙子，自动把土覆上。
老李头蹲下身，扒开刚播的那行。种子埋的深度几乎一致，间距也差不多。
“神了。”他喃喃道。
“更神的在后面呢。”村长从车上又搬下个东西——像个大号喷雾器，但结构复杂得多。“这叫追肥器，也是畜力带动。边走边摇，肥料就撒进土里，不用再单独施肥了。”
一上午，靠山屯的男人们都聚在打谷场上，学用这些新家伙。女人和孩子们也围着看，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这得省多少工夫啊。”
“你看那播种的，多匀称。”
“就是不知道贵不贵，咱买不起吧？”
“村长说了，省里补贴一半，剩下一半秋后用粮食抵。”
中午时分，各家的男人扛着新农具回家。老李头把那套东西放在院子里，左看右看，像看什么宝贝。
“下午就试试？”栓柱跃跃欲试。
“试试。”老李头下了决心。
午后，太阳暖了些。老李头家那三亩山坡地，在村子东头。地不肥，石头多，往年种玉米，一亩能收两百斤就算好年景。
套上家里那头老驴，老李头亲自扶犁。栓柱在后面摇播种器。驴走得很慢，毕竟年纪大了。但铁犁切开冻土的感觉，和木犁完全不同——更顺，更深，更稳。
咔哒，咔哒。播种器有节奏地响着。老李头不用回头也知道，种子正均匀地落下。他忽然想起父亲教他种地的情景：也是这样的春天，也是这块地。父亲在前面拉犁，他在后面点种。弯一天腰，晚上躺炕上，疼得直哼哼。
现在，腰不用弯了。
三亩地，往年父子俩要干两天。今天太阳还没落山，就干完了。老李头坐在地头，抽着旱烟，看着那片新播的地。垄沟笔直，像是用尺子量过。
“爹，省了至少一天工。”栓柱也坐下来，从怀里掏出个窝头啃。
“不止。”老李头吐出口烟，“你看那种子，撒得多匀。往年咱们手点，总有疏密。这一匀，苗就齐，苗齐，收成就好。”
烟抽完了，他在鞋底上磕磕烟袋锅，站起来。
“走，回家。明天把东沟那两亩也种了。”
“明天？”栓柱一愣，“那两亩不是打算过几天再种吗？”
“有这家伙，早种早安心。”老李头拍拍那“铁木犁”，“省里没糊弄咱们，这东西，真管用。”
黄昏时分，靠山屯的家家户户都在议论新农具。炊烟升起时，村长敲响了村口那口破钟——晚上有会，省里来了“种子大篷车”。
四、种子大篷车
所谓“种子大篷车”，其实是辆改装过的美国道奇卡车。车斗加高了，蒙着帆布，里面装着各种种子、农药、小农具，还有一套简易的农技推广设备。
车是傍晚到的，直接开进了打谷场。司机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跳下车就喊：“乡亲们，卸车啦！搭把手！”
男人们围上来，七手八脚帮着卸东西。最让大家好奇的，是那几个木箱子，沉甸甸的，不知装的啥。
“这是显微镜。”随车来的农艺师小陈打开一个箱子，小心翼翼地取出个铁家伙。圆筒，镜头，底下有反光镜。“用这个，能看见种子里面啥样。”
“种子里面？”老李头凑近了看，“种子不就是种子吗，还能看见里面？”
“能看见好赖。”小陈说着，又从另一个箱子取出些玻璃片、小镊子什么的。“来，我给大家演示。”
他在玻璃片上放了几粒玉米种子，滴了点水，盖上薄玻璃片，然后放到显微镜下。调了调焦距，抬起头：“谁先来看？”
人群推推搡搡，最后把老李头推到了前面。
“把眼睛凑到这个镜筒上。”小陈指导着。
老李头弯下腰，眯起一只眼，凑上去。只看了一眼，就“哎呀”一声直起身。
“咋了爹？”栓柱问。
“看见了……看见了！”老李头很激动，“那种子，里面有小芽！清清楚楚的！”
其他人也轮流看，每人都发出一声惊叹。在这个偏僻的山村，大多数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一粒小小的种子里，藏着一个完整的生命。
“这是好种子，”小陈又换了个片子，“大家再看这个。”
老李头又凑上去。这次，他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种子里的小芽是暗色的，萎缩的，周围还有些霉点。
“这是坏种子，染了病的。”小陈解释说，“如果种下去，要么不出苗，就算出了苗，也长不好，还可能传染给别的苗。”
打谷场上一片安静。只有晚风吹过帆布篷的呼啦声。
“所以选种很重要。”小陈提高声音，“咱们带来的这些种子，都是省农科院精选的良种。但再好的种子，也可能有个别坏的。所以领回去后，大家还得再挑一遍。”
他教大家怎么挑：用盐水，好种子沉，坏种子浮。用风车，好种子重，坏种子轻。最简单的，一粒粒看，看颜色，看饱满度。
“费这劲干啥？”有人小声嘀咕，“往年不都直接种了？”
小陈听见了，他放下手里的种子，看着说话的人——是个年轻后生。
“同志，我问你，一亩地要多少种子？”
“十来斤吧。”
“如果你种下去，有十分之一是坏的，那就是白瞎了一斤多种子。一斤多种子，能出多少苗？少说几百棵。这几百棵苗如果长了，能结多少玉米？往少了说，几十斤。”小陈环视众人，“这还只是一亩地。咱们全屯多少亩地？全省多少亩地？这笔账，大家算算。”
没人说话了。老李头在心里默默算了算，吓了一跳。他种了三亩玉米，往年出苗总有些不齐，补种又费工夫。如果都是好种子……
“我挑。”老李头第一个说，“仔细挑。”
“我也挑。”
“挑，必须挑。”
小陈笑了。他从车上搬下几个麻袋：“这是‘早熟三号’玉米，新品种，生长期短，抗冻。省里让咱们屯试种两亩，谁愿意？”
人群又安静了。新品种，谁知道好坏？万一绝收了，这一年咋过？
“我种。”老李头又站了出来，“我家那亩菜园地，肥，我种一亩试试。”
“爹！”栓柱拉他袖子。
“怕啥。”老李头说，“省里还能坑咱们？再说了，就一亩地，就算绝收，也饿不死人。”
小陈深深看了老李头一眼，从麻袋里称出十斤种子，单独包好，又拿出一本小册子：“这是种植要点，什么时候施肥，施什么肥，都写着。不认识字没关系，我每天晚上来屯里，给大家讲。”
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明晃晃地挂在山梁上。打谷场上点起了马灯，人们排着队领种子。领到的，当场就借着小陈的显微镜看，或者用盐水泡，一粒粒地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