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日，巳时，诏狱深处。
徐骥坐在单间的草铺上，望着高处那一方巴掌大的铁窗。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在潮湿的地面上投下一块晃动的光斑。牢房里弥漫着霉味和淡淡的血腥气，但比起其他刑讯室，这里已经算干净——孙传庭吩咐过，在查明真相前，不得用刑。
门锁响动，狱卒送来早饭：一碗稀粥，两个杂面馍，一碟咸菜。
“徐大人，用饭了。”
徐骥接过，道了声谢。狱卒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最终还是关门离开。
稀粥很稀，能照见人影。徐骥慢慢吃着，味同嚼蜡。三天了，从被怀疑、软禁到正式下狱，他始终想不明白——那封伪造的信，那些指向他的供词，到底是谁在陷害自己？
父亲徐光启临终前的叮嘱犹在耳边：“骥儿，西学可强国，但不可忘本。为官当以忠君爱国为先，以实心办实事为要。切莫卷入党争，更不可……行险侥幸。”
他从未行险，更未侥幸。这十年来，他追随皇帝推行新政，将父亲未竟的《农政全书》增补完成，在理工学院教授几何、测量，在工坊里与工匠同吃同住改进机械……他以为，自己走的正是父亲期望的路。
可现在呢？
牢门再次打开，这次进来的是孙传庭。
“伯雅兄。”徐骥放下粥碗，站起身，虽在狱中，仍保持着士大夫的仪态。
孙传庭示意狱卒搬来一张凳子，自己在徐骥对面坐下，沉默地看着他。
“可是……要提审了？”徐骥问。
“不，只是聊聊。”孙传庭从怀中取出一本薄册，放在两人之间的地上，“这是你父亲《农政全书》的手稿残页，陛下让我带来给你。”
徐骥身体一震，小心捧起那本册子。纸张已经泛黄，边角磨损，但父亲那熟悉的字迹依然清晰。他翻到其中一页，上面是徐光启关于“番薯越冬储藏法”的论述，旁边还有他幼年时歪歪扭扭的批注：“爹爹说，此物能活人。”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滴落在手稿上。徐骥慌忙用袖子去擦，却越擦越模糊。
“我八岁那年，陕西大旱。”他哽咽着开口，仿佛不是说给孙传庭听，而是说给记忆中的父亲，“父亲时任礼部侍郎，却连日奔走于田间，推广番薯。他带我去看灾民，那些孩子饿得皮包骨头，眼窝深陷。父亲摸着我的头说：‘骥儿，你记住，读书做官，不是为了光宗耀祖，是为了让这些孩子有饭吃，有衣穿。’”
孙传庭静静听着。
“后来父亲推行西学、改革历法，被朝中许多人骂作‘离经叛道’、‘以夷变夏’。他晚年郁郁，但仍着书不辍。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骥儿，这条路难走，但必须走。大明要活下去，就得睁开眼睛看世界。’”
徐骥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孙传庭：“伯雅兄，我徐骥若有一丝一毫背叛陛下、背叛父亲遗志之心，叫我天诛地灭，死后不得入祖坟！那封信是伪造的！那些供词是诬陷！我不知得罪了何人，要如此置我于死地！”
他的声音嘶哑而激动，在狭小的牢房里回荡。
孙传庭沉默良久，才缓缓道：“元儒（徐骥字），我信你。”
徐骥愣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