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道登重新坐下，但心情已不似刚才轻松。他意识到，这场罢市看似声势浩大，实则隐患重重——商贾们利益不一，很难真正团结；底层百姓生活受影响，怨气会转向士绅；更重要的是，朝廷若真铁了心镇压……
“老爷，南京来人了。”又有人禀报。
进来的是钱谦益的心腹，一个叫钱曾的年轻人。他行礼后低声道:“钱大人让小的传话:朝廷已决定推行摊丁入亩，李长庚带头清丈自家田产。陛下态度强硬，罢市恐怕……效果有限。”
“钱牧斋什么意思？要我们认输？”周道登不悦。
“不是认输，是换种方式。”钱曾道，“钱大人说，硬抗不是办法。不如表面上配合清丈，但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做文章。比如，田亩可以‘多报少’，产量可以‘虚报低’，赋税可以‘拖、欠、缓’。”
“这不还是抗税吗？”
“是合理避税。”钱曾纠正，“大明律法并没有规定田亩必须怎么丈量，产量必须怎么计算。咱们可以在规则内周旋，让朝廷看似得了面子，实则得不到里子。”
周道登沉思。这确实是更高明的手段，但需要官府里有人配合。
“江南各府县的官员，有多少是咱们的人？”
“六成以上。”钱曾自信道，“特别是户房、工房这些要害部门。只要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清丈就是走个过场。”
“好！”周道登终于露出笑容，“就这么办。告诉钱牧斋，江南这边他会配合。至于罢市……再坚持三天，等朝廷有了让步的姿态，就宣布‘体恤朝廷难处，恢复开市’。”
“小的明白。”
钱曾退下后，周道登走到窗前，看着园中凋谢的春花。
“崇祯啊崇祯，你以为打赢了沙河，就能为所欲为？治国不是打仗，光有刀把子不够。江南这盘棋，咱们慢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