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底，北钢集团上半年的各项数据新鲜出炉。周铁林在月度经营分析会上，用一组组令人振奋的数字，勾勒出企业稳健上升的曲线：
“……主要产品产量超额完成计划，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8%，净利润同比增长35%，已超过去年全年水平。现金流充沛，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至65%，达到历史最优水平。特别是，”周铁林顿了顿，看向赵江河，“在上半年产量提升、技术改造项目密集的情况下，全集团未发生一起重伤及以上安全事故，轻伤事故率同比下降60%，安全生产周期创下建厂以来新纪录。”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轻松而自豪的议论声。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是全体干部职工在改革路上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拼出来的。
赵江河仔细审阅着报表，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的目光尤其在那“零重伤”和“净利润增长35%”上停留了片刻。前者，是对“生命至上”理念的坚守，是无数安全措施和管理心血的结晶；后者，则是企业健康度最直接的体现，是改革成效的硬指标，也意味着北钢有了更强的自我造血能力和抵御风险的本钱。
会议进行到后半段，讨论一项相对“轻松”却又十分敏感的话题——领导班子公务用车更新。
办公室主任拿着国资委最新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省属企业负责人公务用车管理的通知》文件，有些为难地汇报：“……文件明确要求，省属国有企业的正职负责人（对应正厅局级），公务用车配备标准为排气量2.5升以下、价格38万元以内；副职负责人（对应副厅局级）标准为排气量2.0升以下、价格28万元以内。咱们集团班子现在的用车，大部分都超过十年了，车况老化，维修成本高，而且有些车型不符合新规标准。按照文件精神，确实到了该统一更新的时候。”
他小心翼翼地问：“具体车型选择上……按照惯例和兄弟单位的情况，一般是在奥迪A6L和红旗H9这两个符合标准的车型中选择。想听听各位领导的意见。”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微妙。车，在中国语境下，从来不仅仅是交通工具，更是某种不言自明的身份符号和待遇象征。尤其在北钢刚刚走出困境、效益好转的当口，领导班子换车，很容易成为内外关注的焦点，处理不好，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议论甚至舆情。
会议室安静下来，大家都把目光投向赵江河。他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没有立即表态。
刘启明先开了口，从财务角度分析：“按照新规标准配车，一次性更新费用大约在三百到四百万之间。以集团现在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完全负担得起，不会造成财务压力。而且新车油耗、维修成本都会显着低于现有老旧车辆，从长远看是节约的。关键是……时机和观感。”
王劲松接话，更侧重外部影响：“启明说得对。效益好了，按规矩更新车辆，本无可厚非。但咱们北钢情况特殊，刚刚缓过劲来，几千名一线工人的收入增长还在逐步落实，家属院改造等民生项目也花了不少钱。这个时候领导班子集体换‘好车’，哪怕完全合规，也难免会让一些职工、甚至社会公众产生想法。可能会有人说，‘利润刚上来，领导先享受了’。”
张援朝从职工视角补充：“我下车间听到的议论，确实有工人师傅关心今年奖金能涨多少，关心培训中心能不能扩大规模，也偶尔会聊到办公楼前停的那些‘老掉牙’的领导用车，说‘咱们厂现在行了，领导们的车也该换换了，出去谈业务也有面子’。但真要是换了……具体怎么换，换什么车，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呢。”
周铁林总结道：“问题其实就两个：第一，换不换？第二，怎么换？换，符合规定，有利于工作，也能改善班子成员的公务出行条件；不换，可以暂时避免舆论风险，但车况问题确实存在，长远也不利于企业形象。怎么换，才能既合规，又尽可能消除负面影响，甚至转化成正向激励？”
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到赵江河身上，等待他拍板。
赵江河放下茶杯，没有直接回答换不换、换什么车，而是抛出了一个问题：“同志们，咱们上半年安全零重伤，利润增长35%，这些成绩是怎么来的？”
大家一愣，没想到他会这么问。
“是靠我们几个领导班子成员坐在好车里指挥出来的吗？”赵江河自问自答，语气平静却有力，“显然不是。是靠两万多名一线职工遵章守纪、精心操作，是靠技术人员攻坚克难、优化工艺，是靠管理人员精细核算、降本增效，是靠销售队伍开拓市场、日夜奔波，是靠全体北钢人拧成一股绳，汗珠子摔八瓣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