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春天，来得晚。
楚风走出火车站时，天刚蒙蒙亮。风还是硬的，刮在脸上像小刀子。站前广场上停着几辆军绿色吉普，发动机突突响着，排气管喷出的白气瞬间就被风吹散了。
“直接去厂里。”楚风拉开车门。
车开起来，颠得厉害。路面冻了一冬，开化了，又是坑又是泥。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开得小心翼翼，嘴里嘟囔：“这路……比俺老家犁过的地还难走。”
楚风没说话，看着窗外。
街道两边，厂房一座挨一座，红砖墙被煤烟熏得发黑。有的烟囱冒着烟，有的熄着。早班的工人正往厂门里走，缩着脖子，手里拎着铝饭盒，叮当响。
飞机厂在城东。
大门是新建的，水泥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国营第112飞机制造厂”。字是新刷的，漆还没干透，在晨光里反着光。
车直接开进厂区。
越往里走，声音越大。先是隐约的轰鸣，近了，变成金属撞击的哐当声、砂轮打磨的尖啸、还有听不清内容的吆喝声。空气里有股味儿——机油、铁锈、焊锡，混在一起，热烘烘的，往人肺里钻。
楚风在一栋高大的厂房前下车。
门口等着几个人。厂长是个矮胖的中年人，戴着顶蓝色解放帽，帽檐都塌了。他小跑着迎上来，手在衣襟上擦了又擦：“楚部长，您怎么亲自……”
“在哪？”楚风打断他。
“啊？”
“车间。吵的地方。”
厂长愣了愣，赶紧引路：“这边，这边。”
厂房里更吵。
巨大的顶棚下，十几架“歼-1”的机身正在组装。有的还是个骨架，银白色的铝合金蒙皮还没铆上；有的已经初具雏形，机头昂扬着，像只沉睡的鸟。
但楚风没看这些。
他直接走向车间最里头，一群人围成一圈的地方。人堆里传出声音，一个粗，一个急，都扯着嗓子。
“……必须完全按照工艺手册！差一度，寿命少一百小时！”这是俄语，带着浓重的弹舌音。
“手册手册！那手册是照着你们苏联的材料写的！俺们现在用的‘土钢’，回火温度就得调！不然脆得像饼干，一掰就断！”这是中国话，东北口音，吼得嗓子都劈了。
翻译夹在中间，满头大汗，两边的话都接不上。
楚风拨开人走进去。
圈中间，地上摊着一块涡轮叶片。银灰色的，巴掌大，边缘已经磨得发亮，但中间有一道细细的裂纹，像头发丝。
苏联专家是个大胡子，五十多岁，穿着灰色的工装，领口敞着，露出毛茸茸的胸膛。他指着叶片，手指头都快戳到对面人的鼻子了。
对面是个老师傅。瘦，背有点驼，脸上皱纹深得能夹住铅笔灰。他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个放大镜，正凑在叶片前看，根本没抬头。
“列昂尼德同志说，”翻译终于找到机会插话，“这个……这个工艺不能改。改了，整个发动机的可靠性……”
“可靠性？”老师傅猛地抬头，放大镜掉在地上，镜片碎了，“他现在跟我扯可靠性？”
他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打开，里头是七八片类似的叶片，每一片都有裂纹，有的深，有的浅。
“看看！这都是按他那‘可靠’工艺做出来的！三十片，废了二十一片！剩九片，装上去飞不到五十小时就出毛病！”他把布包摔在地上，叶片叮当响，“前线飞行员在天上玩命，等的是翅膀，不是铁棺材！”
翻译吓住了，话卡在喉咙里。
列昂尼德脸涨得通红，俄语说得更快了，手舞足蹈。
楚风弯腰，捡起一片废叶片。
很轻。边缘有点割手。对着厂房顶灯看，裂纹在光下更明显，歪歪扭扭的，像冬天的冰裂。
他看了会儿，放下叶片。
“厂长。”他说。
“在！”
“厂医院在哪？”
厂长愣了：“啊？医院？楚部长您不舒服？”
“带路。”
楚风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回头看向还在对峙的两人：“你们继续。我一会儿回来。”
车间里突然安静了。
只剩下远处砂轮的尖啸，一声，又一声。
医院是厂区边上的一排平房。
红砖墙，绿漆门，门上的红十字掉了一半，剩下个“十”字。门口坐着个晒太阳的老大爷，棉袄敞着，露出里头的旧军装——没有领章。
楚风进去时，消毒水的味道冲进鼻子。
走廊很长，两边是病房。门都开着，能看到里头挤着的床。白的床单，白的墙，只有病人的脸是蜡黄的。
厂长小声说：“都是……累倒的。还有几个，是接触那个……化学药水，中毒了。”
楚风没应声，一间一间走过去。
第三间病房里，靠窗的床上，躺着个年轻人。很年轻，看起来不到二十，脸上还有没褪干净的稚气。但他眼睛
楚风走进去。
年轻人本来看着天花板发呆，听见脚步声，转过头。看到楚风，他眼睛睁大，挣扎着想坐起来。
“别动。”楚风按住他肩膀。
瘦。肩膀骨头硌手。
“叫什么？”楚风在床边坐下。
“报、报告首长……俺叫王小安。三车间的……学徒工。”年轻人声音很哑。
“多大了？”
“十……十九。”
楚风看了眼他缠着纱布的手：“怎么弄的？”
“淬火的时候……药水溅上了。”王小安低下头，“不碍事，就是有点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