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治乱的根本，在于陛下的心术修养。而当今最紧要的事务，则是辅佐太子、选拔贤臣、整顿朝纲、移风易俗、体恤民力、整饬军政这六项。臣冒死恳请详细陈述，望陛下垂听。以上是臣所奏陈的要点概述。
臣之所以将陛下的心术视为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何在？天下事务千变万化，头绪无穷，但无一不以君主的心术为根本，这是自然的道理。君主心术端正，天下事务无一不趋向正道；君主心术不正，天下事务无一能遵循正道。不仅赏罚劝惩会随着君主心术的倾向而产生必然影响，而且在潜移默化之间，其感召力更为迅速深远。因此君主虽以渺小之身居于深宫，其心术的邪正看似难以窥测，但其外在表现却如同被众人注目指点般无法掩饰。这正是大舜提出“惟精惟一”的告诫，孔子强调“克己复礼”的道理，都是为了端正君主心术，作为治理天下万事的根本。
君主心术端正后，自然耳聪目明，举止合乎礼法，言行无不中正。因此行事恰到好处，能够把握分寸，即便治理天下之大，也没有一人不感念君主的仁德。然而君主心术邪正的验证，最先体现在家人身上，其次影响左右近臣，然后才会波及朝廷乃至天下。如果宫廷之内端庄肃穆，后妃具备《关雎》所赞的美德，后宫没有恃宠骄纵的非议，嫔妃按序承恩，无人敢倚仗私恩扰乱礼法，收受贿赂或请托钻营，这便是家道端正的表现。退朝闲暇之时，君主安适从容，皇亲贵戚、近臣侍从、宦官仆役各司其职，对上敬畏君主威严，对下谨守本分，无人敢内外勾结、窃弄权柄、招权纳贿、扰乱朝政。这便是左右近臣端正的表现。
君主在内能自我反省，在外能贯彻朝堂，内外之间光明磊落毫无私心杂念，这样发号施令时群臣才会深信不疑，任用贤能罢黜奸佞时众人才能心悦诚服。朝纲得以整肃而不受侵扰，政事得以修明而不存偏私。如此才能使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无不遵循正道，治国之道方能完备实现。
君主心术若有一丝不正，那么前述各项就无从端正；若这些方面出现偏差，却还自称心术端正，天下岂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古代圣王都战战兢兢地持守本心，即便身处繁华纷扰之中，独处放纵之地，仍能精诚专一，克己复礼，如同面对神明，如临深渊，不敢有片刻懈怠。即便如此，仍担心在细微隐晦之处，可能有过失而不自知。
因此古代圣王设立太师、太保等官职来启迪自己，设置谏议大夫等职位来规劝自己。凡是饮食起居、服饰用具、财物开支，以及宦官宫女的管理，全都交由冢宰统辖。使君主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制度的约束，没有丝毫空隙、片刻时间可以隐藏私心杂念。虽然贵为天子，深居宫禁之中，却始终如同置身宗庙朝廷般庄严肃穆。这正是先王治国之道能够由内而外、由小及大，达到纯粹无瑕境界的原因。其遗留下来的风范功业，至今仍可作为后世效法的典范。
以上所述是古代圣王端正心术的方法。请陛下试想：我们如今在精诚专一、克己复礼方面，是否曾下过这样的功夫？在修身齐家、端正左右近臣方面，是否取得过这样的成效？宫廷内部事务，臣下固然无从知晓，但未见其形先观其影，未睹其内先察其外，如今爵位赏赐的泛滥，贿赂之风的盛行，市井间的窃窃私语，早已不胜枚举。臣私下由此推测，恐怕陛下在治家方面的修养，尚未能达到古代圣王的境界。以上所言说明修身齐家之道，尚未完全遵循正道。
至于陛下对身边宠信之人恩宠过度的问题，先前龙大渊、曾觌、张说、王拚等人，都因亲近陛下而官至卿相。他们权势熏天，显赫一时，如今已不必多言。唯有前些日子臣当面进谏的那位，即内侍甘昪，虽然承蒙陛下委婉开导，但臣愚钝，始终认为这类人只应让他们看守门户、传递命令、做些洒扫杂役，不该过分抬举重用，使他们得以在内施展谄媚手段，用精巧伎俩迷惑圣心；在外结党营私、招揽权势，从而妨碍朝政。至于他们是否有才能、是否有罪过，本就不该讨论。更何况有才能恰恰会助长其奸邪，有罪过就更不该再任用？比如之前让他主持丧葬事务，奉旨料理灵堂事宜，此事传开后，远近听闻者无不暗中讥笑。
臣实在不知，当国史记载此事，野史流传此事，传到邻邦，传至后世，世人将如何看待陛下？纵使其中另有隐情，如陛下前日向臣解释的那样，陛下又怎能向每家每户逐一解释清楚？这些宦官小人本非正人，却迷惑圣心，损害圣德到如此地步，而公卿大臣们竟袖手旁观，无一人进言匡正过失。臣最初痛心之处正在于此。待臣来到都城，更发现这类受重用的小人不止一个，就连侍从之臣中也有出自他们门下者。至于他们敛财的门路，则不仅针对士大夫，更专门勾结将帅。臣前日曾当面奏明此事，陛下也告诫臣应当严查并痛加惩处。
臣告退后才听说陛下近来对禁卫统领已有所调整，方知陛下本已深察其中弊端，并非等待他人进言。然而仍未公开治其罪责，反而赐予高官要职，使其安享尊荣。此辈小人无知无识，更会肆无忌惮。况且朝中内外将帅，不与此辈同流合污者寥寥无几，陛下也未能按此线索彻底清除。陛下耗尽百姓血汗供奉军费，本属不得已之举；而军中士卒竟不得温饱。更有甚者需砍柴编鞋，拾粪度日。最不堪者，竟迫使妻女浓妆艳抹，倚门卖笑以求生计。
军中怨声载道，咒骂诽谤之语悖逆至极，简直不堪入耳。一旦国家有变，不知陛下能依靠何人。这都是因为将帅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暗中克扣士兵粮饷以自肥，又用这些钱财贿赂近臣宠侍以求升迁。待他们中饱私囊后，才偶尔拿出些许钱财，美其名曰“羡余”，暗中进献作为陛下私用，实则将士兵的怨愤转嫁于陛下。更可恨的是，他们巴望陛下一旦接受这些进献，日后即便发现其罪行也难以追究。
这些出入宫禁的心腹近臣，在外勾结将帅，共同欺瞒陛下，竟至于此，哪里还有半点忠君之心！方望溪曾说朱熹的奏章，即便是明末杨涟、左光斗这样的忠直敢言之士，也未必能超越，指的就是这类谏言。然而陛下仍不醒悟，反而宠信亲近他们，视作自己的私人心腹，甚至使宰相不能议论其任免得失，谏官不能评判其升迁是非。由此看来，陛下在端正左右近臣方面，显然未能达到古代圣王的境界。以上所言说明将帅贿赂近臣，陛下未能匡正左右。
所谓“私”从何得名？是指占据自己分内独有之物，而不能与外界相通的状态。所以对平民而言，以一家为私，便不能与乡里相通；对乡绅而言，以一乡为私，便不能与国家相通；对诸侯而言，以一国为私，便不能与天下相通。至于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本就没有不属于自己分内的领域，更没有不能通达的外界，又何必有“私”可言？如今却因不能克制一时邪念，以至于生出私心；因不能管束家人近臣，以至于培植私人势力。
怀着私心任用私人，自然难免私用公款。于是对内削减正当经费，对外收取所谓“羡余”的进献，最终形成私财。陛下身为天子，承受上天托付的万里疆土，本该毫无私心、处处为公，上天赐予的权柄何其重大。却未能发扬光大，反而自我割裂、画地为牢。致使天下种种弊病，无不由此而生，这怎能不令人痛惜！以上论述说明君主不应蓄积私财、任用私人。
从时势利害来看，天下大势合则强、分则弱。所以诸葛亮告诫君主说：“皇宫和相府本是一体，赏罚褒贬不应有差别。如有作奸犯科或尽忠行善之人，都应交给有关部门评定赏罚，以彰显陛下公正严明的治国之道，不应偏私，使内外法度不一。”当时刘备父子仅据弹丸之蜀地，却要对抗占据天下十分之九的强敌，谋划收复中原、复兴汉室。以诸葛亮这样的忠智之士深谋远虑，其策略也不过如此，可见他深谙时务关键，暗合先王治国之道。
蜀汉疆域本就狭小，若在其内部还要划分公私界限，使朝廷内外如同两国对立，这等于是要用梁州益州的一半力量来对抗吴魏的全部实力。况且亲近小人而疏远君子，废弃法令而庇护奸邪，使得朝廷内部的行为，每天都在损害外部实力；国家公义所建立的制度，常常敌不过私心作祟。如此一来，朝廷内外这两个“国家”就会自相攻伐，其中代表私心的内部势力往往占据上风，而代表公义的外部力量常常落败。外有强敌环伺之忧，内有奸邪侵蚀之患，日夜遭受双重夹击而不得安宁，这样的国家处境已经十分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