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听说作为臣子的道义，应当为国家而忘记家庭，为君主而忘记自身。士大夫崇尚气节的风气，自东汉以后，只有前朝明朝最为兴盛。做官而谋求财富的，朝廷官员都像躲避污秽一样避开他，家乡父老也都引以为耻。至于议论国家大事，抨击权奸，大臣们往往以辞职相抗争。御史谏官早晨刚受廷杖之刑，晚上就写好新的谏书，联名继续上奏。到了魏忠贤祸乱朝政时，从公卿到普通官员，甘愿被流放，不惜掉脑袋，遭受锥刺炮烙等酷刑却毫不后悔的人，接连不断。
虽然这可以说是出于一时意气，但也不能说不是发自忠孝的赤诚之心！正因为如此，所以正德、嘉靖以后，虽然朝廷政事混乱，但臣子的节操却在民间得到磨砺，使得国家得以维系而不至于迅速败亡，又延续了一百多年。以上说的是前明时期气节之盛。臣私下观察本朝对大臣的礼遇、对官员的优待体恤，远超前明，但公卿大臣中能够坚守节操、尽忠报国的却寥寥无几。士大夫的风气与精神面貌，更是远远不及前明。
臣年轻时游历各地，每到一处都会询问地方官员中为民谋利除害的情况。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那些严重祸害百姓的官员，往往已被列入荐举名单；而深受百姓爱戴的官员，却多因各种事由遭到罢免。追问其中缘由，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这人是个富人；若不是，那就是总督巡抚的亲戚故旧；再不然，就是善于投机钻营、曲意逢迎之徒。那些被罢免的官员，则多是因为某件事得罪了上司。偶尔也有贪官污吏被弹劾、清官良吏得举荐的情况，那必定是因为总督巡抚或布政使、按察使中有贤明之人，但这样的例子实在屈指可数。
以上说的是地方官员的积弊。至于九卿大臣，本是百官表率、政务枢纽，督抚御史的奏章交予九卿审议，必定关乎国计民生。犹如敲击树干，百枝皆动，岂能容许丝毫差错？但据臣所见所闻，但凡交付廷议之事，若是督抚奏请的，众人就说：这是某部某长官的故交好友所托。或是皇上正在重用此人，不敢反驳。等到议定上奏，果然就说应当批准。若是科道官员奏请的，众人就说：原议是某人提出的，此事对某某不利。等到议定上奏，果然就说必不可行。科道官员的奏章，部议往往驳回，这种风气后来愈演愈烈。即便同僚中有坚持正义据理力争的，各部院也有明知不妥不肯签署的，但这些决议照样能上达天听。
他们举荐下属官员，多半出于私心，与地方官员并无二致，只是因身处京城，众目睽睽，出于公道的举荐尚能占半数左右。以上说的是京官的积弊。因此圣祖仁皇帝中年以后，深知此弊，用刑罚、流放、禁锢等手段惩治奸贪之徒，提拔保全廉洁官员以示鼓励，并亲信那些清廉公正、朴实无华之人。世祖宪皇帝继承此意，大力整顿官场，日夜操劳，致力于揭露地方官员的欺瞒蒙蔽，破除朝廷中的陈规陋习。然而十余年间，官员们虽稍知畏惧法纪，却始终未能革除私心，究其根源，在于趋炎附势的积习太深，而正直忠诚之人太少。
皇上至诚仁厚，谆谆教诲，可谓用心良苦。然而特旨荐举的重臣大员，仍有任用富人谋取私利的；地方督抚多以申报灾荒为难事，而州县官员又以隐瞒灾情作为自保之策。更有甚者，每逢灾年，反而加紧催征赋税，逼迫贫苦百姓，企图借此获得朝廷减免，从中渔利。此风若不改变，即便皇上日夜勤政忧劳，政令教化也难免在暗中败坏，又如何指望各项政务得以整顿，仁德真正惠及百姓？以上说的是三代圣君整顿官场而积习未改的状况。
臣恭读三年来的前后谕旨，对臣所陈述的官场积弊，皇上心中已然明察，并有意加以纠正革除。然而要真正纠正革除这些弊端，必须抓住根本。文武政事若不得其人便难以推行，而知人善任这等明哲之事，连帝尧都感到困难。要使治道振兴，必须在朝内确保六部、都察院各部都有两三位忠诚无私、深谙治国之道的大臣，方能约束僚属，防范胥吏的奸诈欺瞒。在地方上，每省必须有三四位公正无私、通达事理的总督、巡抚和布政使、按察使，才能统率道府官员，明察州县官吏，切实考究民生利弊。
能够胜任这些职责的，必须是有才干、有见识、有操守且近乎有德行的人。这样的人，即使寻找数人、十数人也难以得到，何况要一时之间选拔数十人呢？但若不如此，终究无法振兴朝政、实现大治。孟子说：“犹如患了七年的重病，需要寻求存放三年的艾草来医治。”自古以来的圣明君主，从未向其他朝代借用人才，唯有请皇上用心考察，按类别寻求，通过长期实践来磨砺他们，用赏罚分明来劝勉惩戒罢了。以上说的是为政关键在于得人，而考察人才的方法有四个方面。
所谓用心考察的第一点，就是要明辨各部会议讨论的是非实情。但凡一项政事的兴废，其利害往往隐伏在多次传递之后，所以即便是周公这样的圣人，也有仰头苦思、日夜思索而不得要领的时候，何况平庸之辈夹杂私心、揣摩迎合呢？而那些奸猾的文吏，常常能巧言粉饰、颠倒是非，说得头头是道，使旁观者难以分辨。这正是孔子厌恶巧言扰乱正义、憎恨伶牙俐齿颠覆国家的原因。因此唐宋以来，凡是朝廷议事都由宰相决断，学士参与评议，给事中负责驳正。
自明朝中期以后，奸相专权，祸害天下。圣祖仁皇帝在位时，也曾有权臣招权纳贿、家财万贯者，幸赖圣明刚断，将其同时罢黜；自此之后，洁身自好者都以远离权力为安。内阁拟写票拟虽有两套方案，却从未有指出部议错误而奏请改议的。古代除御史外，另设给事中专责驳正宰相决议，甚至可驳及诏书；但南宋以后，这一制度逐渐荒废，因此朱熹屡屡叹息。据臣所见所闻，圣祖仁皇帝、世祖宪皇帝及我皇上，时常完全搁置廷议而独断决策，诏令颁布后必定大服人心。
因此臣愚见认为，凡是各部会议涉及国家大体与民生利害的议题，不应匆忙批复，必须反复审阅，以探究事理真伪、意见公私。若稍有疑虑，就应召见平日圣心素来信任的忠诚无私、通达事理之臣，屏退左右侍从，逐一单独询问。综合比较各方意见后，再由圣心独断。这正是虞舜勤于询问考察以辅助其精一之学的做法，也是孔子赞叹为大智的表现。
臣见皇上对部议的采纳十有八九，对九卿两议大多依从列名众多的一方，外界对此颇有议论。圣心如天，或许以为主议者众多必是人心所向，却不知这其实是本部一二人之私意，或是九卿中一二人之偏见，而那些怯懦逢迎者明知其非却不敢辩驳。以上是关于勤察部议会议的论述。
臣又听说用人之道，最难在于真正了解一个人。凡人的智慧见识，必须询问才能知晓；其才能勇略，必须试用才能显现；其忠奸真伪，必须长期相处才能辨明。太公望是文王的老师，武王任用他时，仍反复考察，相互问答达数万言。管仲是齐国的贤士，鲍叔牙对他深为了解，齐桓公任用他时，仍事事咨询，相互问答达数万言。武王询问太公的对话记载于《六韬》，桓公询问管仲的对话记载于《管子》，各有数万言。如今天下万事，皆由六部总揽，最终由五六位侍郎尚书决断。每日送达六部的文书至少一二百件，若有一事处置不当，奸猾胥吏必会借机舞弊，实际危害必将波及军民。
即便这五六位大臣都极为公正贤明，虚心共事，日夜商讨，尚且担心会有失误。而我皇上在六部侍郎尚书中，真正了解其才能见识，深信其忠诚可靠的，能有几人呢？古代圣王任用人才必先亲自考察，必定先费心求贤。臣恳请皇上，除盛夏严寒需保养圣体外，其余时间稍有余暇，就应召见朝臣。凡是六部、都察院奏报事务，批阅时稍有疑虑，就立即召见询问，让他们各自陈述见解。听其言语，便能分辨明智愚昧；观其神态，察其精神，则其公正偏私，大致可见。
即便有人能言善辩伪装刚直，或奸邪谄媚却故作恭谨，以我皇上的至诚至明，长期接触后，其本性必会在细微处显露而无法掩饰。其余京堂科道官员中，若奏章屡合事理，或翰林奏对深得圣心者，也应谨慎选拔，让他们轮班值守。遇有疑难事务，随时召见询问，以考察其志向品行，衡量其才能高低。至于那些已获皇上深信的重臣，更应时常召见，与之讨论天下大事，以深入了解其见识深浅。以上是关于勤察部院堂官的论述。若官员果真忠诚无私且通达事理，便能协助皇上考察百官而得其实情。以上皆需皇上用心体察。
所谓按照类别来选拔人才。天下只有君子与小人，他们的性情、心术如同冰炭不能相容。小人所喜欢的必定是阿谀奉承、谄媚讨好之人，这种人虽有才智，但对国家的危害更深。朴实正直、清廉谨慎之人，虽才智不足，尚能奉公守法，尽心效力。所以周公在《立政》篇中再三强调的，就是不要任用巧言令色之人，而要选拔贤良之士，以勤勉辅佐国家。所谓巧言令色之人，就是阿谀谄媚却富有才智之辈；所谓勤勉辅佐之士，就是朴实正直之人，虽才智不足但能勤勉自励，仍可对政务有所裨益。
自古以来只有君子误信小人的情况，绝无小人能举荐君子的道理。因此求取贤才的方法，必须以其同类相招。现行保举旧例，往往临时按品级资格，让官员各举荐一二人。此法本无过错，但被举荐者多难取信。我皇上对朝中九卿、地方督抚中深信其忠诚无私者，想必各有数人。恳请皇上特颁密旨，命他们尽举所知人才并区分其才能所长，而后考察验证，依次任用。此法比起按资格泛泛举荐，必能得其真才，而那些听请托、谋私利的积弊，不待禁止自然消除。以上是关于依类求才的论述。
所谓通过长期切实磨砺来培养人才，自汉唐以后，虽仍沿用六部官职之名，但实际职责已与周朝官制大不相同。就当今政令应当遵循的原则而言：吏部的职责不仅在于按名册点名、依例升降官员，更在于使请托之人闻风止步，使玩弄法令者纵有百变也难以欺瞒。户部的职责不仅在于谨慎掌管钥匙、核算收支，更在于通晓万物生财之道，洞察民生消耗之本。礼部虽奉行旧制，但遇特殊典礼时，必须斟酌古今，制定可为后世效法的规范，且要保持恭敬清廉、正直无私的官风。兵部的实际职责在于遏制将校骄横之气，安抚军民，消弭隐患于未然，实现决胜千里之外。这段论述立意过高，多与实际政务不相契合。
如今的兵部与将领并无直接接触，如何能遏制其骄横之气？刑部的实际职责在于权衡案情轻重以维护风化教化，辨明各地冤假错案以震慑渎职官员。工部的实际职责在于通晓天下山川形势以明水利工程之法，核查水土民力差异以定工程规制标准。至于都察院的设立，本为整肃朝廷纲纪，警诫百官操守，弹劾内外文武官员的不法行为。然而自副都御史郭琇弹劾权臣明珠名震中外后，五十年来再未闻有御史敢于力陈国家大事、指斥高官失职，不过例行公事处理文书而已，如此则此官职几乎形同虚设了。
恳请皇上在选拔各部院正副长官时，务必谨慎挑选忠诚之士，并辅以明达之才。辨明各人才能所长，分别委以实际职责，使其日夜督促下属勤勉任事，并随时考核以定升黜。如此则中等才能以上者皆能自我激励，数年之后公正之风可兴，通晓事理之人也将逐渐增多。以上是关于通过长期切实磨砺来培养人才的论述。
所谓通过赏罚分明来劝勉惩戒的道理。一般人的志向操守，多靠奖励激励才能养成。平时主持部务决议的不过是一二品大员中的个别人，主持朝会议事的不过是九卿中皇上倚重的少数人。那些顺从缄默者往往能长久自保，而据理直言者必定遭人忌恨。这种积习相沿成风，导致官员日渐趋附逢迎，但这并非朝中真的没有正直之士。倘若皇上能时常召见官员，逐一考察验证，对忠诚者予以信任，对明达者给予褒奖，对怀私者加以罢黜，对庸碌者予以辞退，那么不出一年半载，朝堂风气必将焕然一新。
世宗宪皇帝对在大计中被保举却贪赃枉法的官员，规定若罪行败露，保举的督抚要降级调用，司道官员要革职查办，条例十分严厉，但实际执行并不彻底。唯独奉特旨单独举荐一人者被降调的很多，而督抚司道在常规考核中却少有惩处。这大概是因为被举荐者众多，难以一一追究，故而姑且从宽处理。正因如此，贿赂请托暗中盛行，举荐弹劾颠倒黑白，官员们无所顾忌。若能严格执行雍正六年定下的条例，执法不徇私情，谁还敢徇私枉法自取其祸？自耗羡归公制度实行后，事务繁重的州县官员，养廉银高达一千数百两，仍不足以聘请幕僚、办理公务。在京各衙门官员虽俸禄增加一倍，仍不足以支付租房、雇佣仆人、喂养马匹、置办车马等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