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上午十点整，刑侦支队接待室的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窗外的秋阳正好，透过百叶窗在地砖上投下明暗相间的条纹，但室内的空气却凝固着某种近乎实质的凝重。
门被推开时，陆明哲和林晚同时站了起来。
进来的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式警服，肩章和警号早已摘下，但衣领挺括，每一颗铜扣都擦得锃亮。他六十二岁了，头发全白，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皱纹深如刀刻，从眼角一直延伸到嘴角。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浑浊的虹膜边缘泛着黄褐，眼白布满细密的血丝，但瞳孔深处却藏着某种尚未熄灭的锐利，像深埋在灰烬里的余烬。
“周老。”陆明哲快步上前伸出手。
周建国——滨城刑侦口的老传奇——握了握他的手。那只手干瘦但有力，掌心满是厚茧。林晚注意到他的左手虎口处有一道陈旧的疤痕，颜色比周围皮肤浅，呈不规则的星形。
“陆队长，林副队长。”周建国的声音嘶哑，像砂纸磨过生锈的铁皮。他在靠窗的单人沙发上坐下，腰杆挺得笔直，那是几十年职业习惯刻进骨子里的姿态。
陆明哲倒了杯温水递过去。周建国接了，但没有喝，只是放在面前的茶几上。茶几是廉价的钢化玻璃材质，映出他微微佝偻的上半身轮廓。
“周老今天来，是有什么线索要提供吗？”林晚试探性地开口。她听过太多关于这位老刑警的传闻：九十年代末破获跨省贩毒网时，连续七十二小时没合眼，最后在抓捕现场昏倒；2001年滨港码头碎尸案，他靠现场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油污锁定了真凶；还有更早的，一些已经封存、连档案都被列为机密的旧案。传闻里说，周建国退休不是因为年纪，而是因为某件事——某件让他心灰意冷、主动请辞的事。
周建国没有立刻回答。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封面的笔记本。笔记本很旧了，边角磨损得露出线头，封皮上有几处深色的污渍，像是茶水或咖啡洒过的痕迹。他用枯瘦的手指摩挲着封面上那行钢笔字——“1998-悬案笔记”，字迹遒劲，但墨迹已经褪色成暗褐色。
接待室里很安静。楼下院子里偶尔传来车辆进出的声音，远处街道上有隐约的鸣笛，但这些声响都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变得模糊而遥远。
“我今天来，”周建国终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不是以退休民警的身份来提供线索的。我是来……认罪的。”
陆明哲和林晚同时一怔。
“认什么罪？”陆明哲问。
周建国没有看他们，而是低头翻开笔记本。泛黄的纸页在他手指下发出细微的脆响，像秋天的枯叶。他翻到中间某一页，停住，然后将笔记本转了个方向，推到茶几中央。
那一页贴着一张黑白照片的复印件。照片已经模糊，边缘卷曲，但能看清是一个室内空间：水泥地面，斑驳的墙壁，几件雕塑半成品散落在角落。画面中央，一具人体被摆成蜷缩的姿势——头低垂，右肘支撑着下巴，左腿蜷起，右腿……右腿从小腿中部被整齐切断，断面平整得令人心悸。
那是罗丹《思想者》的经典姿态。但仔细看，那“人体”是由残肢拼凑而成的：躯干、头颅、四肢被从关节处整齐切断，然后重新拼接成这个姿势。拼接处有明显的缝隙，皮肤和肌肉的断层暴露在外，像一尊破碎后被拙劣修复的蜡像。
照片下方是用蓝色圆珠笔写的一行小字：1998.4.17，滨城美术学院雕塑系仓库，受害者吴启明（雕塑系副教授），缺失右小腿。
林晚的呼吸停了半拍。她几乎能立刻在脑海中调出张曼案现场的照片——同样的蜷缩姿态，同样缺失的肢体部位，同样的……那种将人体视为可拆卸零件的冷酷精确。甚至连缺失的部位都是对应的：张曼缺失左臂，这张照片里的人缺失右小腿。不对称，但遵循着某种诡异的对称美学。
“这不是第一次。”周建国开口，声音低沉而平稳，但每个字都像从很深的地方挖出来的，带着泥土和铁锈的气味，“二十年前，从1998年4月到6月，滨城发生过三起分尸案。受害者都是艺术圈里的人：美术学院雕塑系副教授吴启明，私人画廊‘艺境’的老板冯振华，还有《艺术观察》杂志的副主编李文涛。”
他顿了顿，端起水杯喝了一小口。喉结上下滚动，吞咽的动作很慢，像是在吞咽某种苦涩的东西。
“三起案子，手法完全一致：受害者被用专业骨科工具从关节处肢解，尸体被重新拼合成着名雕塑的姿态——《思想者》《大卫》《维纳斯》。每个现场都少一个肢体部件，至今没有找到。每个现场……”周建国抬起眼，目光第一次真正对上陆明哲的眼睛，“都留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两句话：‘破碎的必须重组’，‘未完成的必须完成’。落款是——‘解剖艺术家’。”
最后四个字落下时，接待室里的温度仿佛骤降了几度。
陆明哲感到后颈的汗毛竖了起来。他想起陈默工作室里那些精准到诡异的人体解剖图，想起那些红笔圈出的关节标记，想起那本黑色笔记本里反复描粗的句子。一切都对上了——不是巧合，是复刻。一场精心策划的、跨越二十年的复刻。
“当年的专案组，”周建国继续说，手指无意识地在笔记本封面上敲击，“我是副组长。组长是当时的刑侦支队长，老宋，三年前肝癌去世了。我们排查了三个月，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资源，最后……”
他停了下来。那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极其复杂的神色：愧疚、痛苦、愤怒，还有某种更深沉的、接近绝望的东西。
“最后锁定的头号嫌疑人，”周建国的声音变得更低，低到几乎要竖起耳朵才能听清，“是陈默的父亲，陈敬山。”
林晚下意识地捂住嘴，把一声惊呼压了回去。陆明哲的身体微微前倾，手指在膝盖上收紧。
“为什么是他？”陆明哲问。
“陈敬山是当时滨城最有潜力的青年雕塑家。”周建国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那里夹着一张照片的复印件。照片上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站在阳光下的雕塑台前，手里拿着泥塑刀，对着镜头微笑。他眉眼清秀，鼻梁挺直，嘴角的弧度温和——和陈默有七分相似，但少了陈默身上那种挥之不去的阴郁，多了一份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特有的书卷气。
“他是美术学院科班出身，师从国内知名雕塑大师，对人体结构研究得很深。当时滨城艺术圈有个说法：陈敬山闭着眼睛都能摸出人体206块骨头。”周建国的指尖划过照片边缘，“第一个受害者吴启明是他师兄，两人师出同门，但吴启明评副教授时用了陈敬山的作品充数，两人闹得很僵。第二个受害者冯振华，开画廊的，欠了陈敬山十几万的画款，拖了两年没结。第三个李文涛，在《艺术观察》上发过一篇评论，说陈敬山的作品‘技巧有余，灵魂不足’，是‘精致的空洞’。”
“但这些只是动机。”林晚插话，“定罪需要证据。”
周建国点了点头，翻到笔记本的另一页。这一页贴满了小照片和剪报：一张骨科锯片的特写，一把手术刀，几把形状奇特的钳子。照片下方有手写的标注：“证物07号，从陈敬山工作室工具箱底层搜出，与吴启明案伤口痕迹匹配。”
“我们在陈敬山的工作室搜出了全套专业骨科工具——不是雕塑家用的普通刻刀，是医院手术室级别的东西。还有……”他顿了顿，深吸一口气，“几十张人体解剖图，精确到每一条肌肉纤维的走向。以及几张素描草图——画的就是那三尊雕塑，《思想者》《大卫》《维纳斯》，但图上标注了详细的切割点和拼接角度。”
陆明哲感到胃部一阵紧缩。这一切都太熟悉了。陈默的工作室，陈默的解剖图，陈默的骨科工具。父子两代人，相隔二十年，被同样的证据链指向。
“当时专案组内部有分歧。”周建国说，声音里带着疲惫，“我觉得太巧合了——所有证据都指向一个人，而且指向得太明显，像是有人故意摆在那里让我们发现的。但老宋……老宋压力很大。三起恶性案件，媒体天天追着问，上头限期破案。而且陈敬山本人的态度也很奇怪。”
“奇怪？”陆明哲问。
“他不辩解。”周建国闭上眼睛，像是在回忆那个遥远的场景，“审讯时，问什么他都承认。问他有没有骨科工具，他说有；问他画没画过那些草图，他说画过；问他跟三个受害者有没有矛盾，他都承认有。但他坚持说：人不是他杀的。问他那为什么会有那些工具那些画，他说不出合理的解释，只说……‘有人想害我’。”
“你们信了吗？”林晚轻声问。
周建国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的阳光移动了一点，一道光斑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像一顶脆弱的冠冕。
“当时我不完全信，但也没完全不信。”他终于开口，“我申请延长侦查期，想再深挖一下。但就在申请递上去的第三天，陈敬山死了。”
死寂。
只有日光灯管持续发出低沉的嗡鸣。
“1998年6月28日，晚上九点左右，陈敬山的工作室邻居闻到浓重的血腥味，报警。我们赶到时……”周建国的手开始发抖，他用力握紧拳头，指节发白，“他躺在自己那尊未完成的雕塑《挣扎者》旁边。尸体被肢解了，从关节处——和前三起案子一模一样的手法。肢体被重新拼合，摆成《挣扎者》的姿势。少了一条左臂。”
他翻开笔记本的最后一页。那里贴着一张现场照片。即使已经过去二十年，即使只是黑白复印件，那张照片依然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恐怖：一个男人被拆开又拼合，以一种扭曲的、近乎亵渎的方式“拥抱”着自己的作品。而作品的基座上，用血写着那两句话——
破碎的必须重组
未完成的必须完成
“现场也有一张纸条。”周建国的声音已经嘶哑得几乎破碎，“‘解剖艺术家’的落款。局里连夜开会，最后定性：嫌疑人畏罪自杀，模仿前案手法伪造现场，企图混淆侦查方向。案件……终止侦查。”
他说出最后四个字时，每一个字都像有千钧重。
陆明哲盯着那张现场照片。他的目光落在尸体旁的地面上——那里，有一块不规则的反光。即使照片模糊，他也能认出那是什么。
镜面碎片。
“镜片。”他低声说。
周建国点了点头，枯瘦的手指指向照片上那点反光：“和你们现在在现场找到的一样。当年技术有限，只做了血迹比对，确认是陈敬山的血。但碎片本身……没做指纹，没做材质溯源。如果做了，也许……”
他没说完。但陆明哲听懂了那未尽的叹息。
“当年您觉得有问题？”林晚问。
周建国没有直接回答。他合上笔记本，双手按在封皮上，像是要按住里面翻涌而出的往事。窗外的阳光又移动了一点，现在完全照在他脸上，照亮了每一道皱纹里深藏的疲惫。
“陈敬山死后的第三年，我私下重启了调查。”他说，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用我的假期，用我的人脉，一点一点地挖。我发现了几件事：第一，当年从陈敬山工作室搜出的那些‘证物’，入库记录的时间有问题——是在吴启明案发之后才入库的，但笔录上写的是‘案发前就已存在’。第二，陈敬山的审讯笔录原件不见了，档案室留的是复印件，而复印件上……有几处关键证词被修改过。”
他抬起眼，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此刻燃烧着某种冰冷的东西。
“比如，关于那些骨科工具的来源。陈敬山在原始笔录里说，工具是一个朋友送的，那个朋友是骨科医生，姓赵。但复印件里，这句话被整段删掉了。再比如，关于那些解剖图，陈敬山说他是为了研究人体动态，参考的是医学院的教学图谱。但复印件里加了一句：‘图谱上标注了与受害者伤口一致的切割点’——原笔录里根本没有这句话。”
陆明哲感到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有人篡改了证据。”
“不止。”周建国从怀里掏出另一个小本子，更旧，更破。他翻开，里面是手写的密密麻麻的笔记。“陈敬山死后三个月，当年负责物证保管的民警赵东升——就是现在刑侦支队的技术科长——调去了省厅培训，回来后就升了副科。又过了一年，当年坚持‘嫌疑人畏罪自杀’结论、强行终止侦查的副局长，调到省厅任某处处长，三年前退休，现在在海南养老。”
他把小本子推到陆明哲面前。某一页上画着一张关系图，线条交错，箭头指向一个个名字。在最中央的，是“陈敬山案”。从它延伸出去的线，一条指向“赵东升”，一条指向那位已经退休的副局长，还有几条指向几个陌生的名字。
“这是我这十几年私下查的。”周建国说，“不系统，不完整，但我越来越确定：陈敬山不是凶手。他是被选中的替罪羊。真凶杀了三个人，然后把所有线索引向他，最后杀了他，让案子‘圆满’终结。而真凶……很可能就在当年的侦查队伍里，或者，至少能接触到侦查核心的人。”
接待室陷入了漫长的沉默。
楼下的院子里响起警笛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最后消失在城市的背景噪音里。陆明哲看着茶几上那两本笔记本——一本记录着官方的、被定性的“真相”，一本记录着私下的、未被承认的“疑点”。二十年的时光夹在泛黄的纸页之间，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周老，”陆明哲终于开口，“您今天来，不止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些吧？”
周建国看着他，慢慢地、缓缓地点了点头。
“我看到新闻了。张曼，李松，同样的手法，同样的……‘艺术’。”他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像在压抑某种强烈的情绪，“我知道那个怪物又回来了。而这一次，他盯上了陈敬山的儿子。”
他从旧警服的内袋里掏出一个小塑料袋，里面装着几张照片。照片很新，是近期拍的：陈默工作室的外观，陈默从画廊走出来的侧影，还有几张……是从远处用长焦镜头拍的，画质模糊，但能看出是陈默在工作室里工作的样子。
“您一直在关注陈默？”林晚问。
“从陈敬山死的那天起，我就在关注这个孩子。”周建国说，声音里有种近乎父辈的温柔，“我看着他长大，看着他考进美院，看着他成为雕塑家。我知道他一直在查他父亲的案子——他工作室里那些解剖图，那些研究，不只是为了艺术。他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想找出真相。”
他停顿了一下，手指摩挲着塑料袋的边缘。
“但我没想到，真凶会主动回来。更没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回来——复刻二十年前的案子，杀同样类型的人，甚至可能……想再陷害一次陈家人。”
陆明哲接过那些照片。最后一张是陈默工作室的窗户，透过玻璃能隐约看到墙上挂着的解剖图。红笔的标记在照片上变成暗色的斑点，像陈旧的血迹。
“周老，”陆明哲抬起头，“您刚才说，您是来‘认罪’的。”
周建国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阳光已经完全移开了，他的脸重新隐没在阴影里，只有那双眼睛还亮着，像黑暗中未熄的余烬。
“当年，我是副组长。”他一字一顿地说，每个字都重如千钧，“我察觉到了疑点，但我没有坚持到底。老宋说要结案，上头说要结案，媒体要交代，公众要交代……我妥协了。我在结案报告上签了字。我让一个无辜的人，背着杀人的罪名，死了二十年。”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们。那个挺直的背影此刻微微佝偻，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终于压垮了他。
“如果当年我坚持下去，如果当年我把疑点捅出去，哪怕闹到省厅，闹到部里……”他的声音在颤抖，“陈敬山可能不会死。陈默可能不会在‘杀人犯的儿子’这个阴影下长大。而那个真正的‘解剖艺术家’，可能二十年前就被抓了，就不会有现在的张曼，李松，就不会有……”
他说不下去了。
陆明哲和林晚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复杂的情绪：震惊、同情，还有一丝寒意——如果周建国说的是真的，那么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逍遥法外二十年的连环杀手，更是一个能渗透进警方侦查系统、篡改证据、操控案情的怪物。而这个怪物，现在又回来了，带着更成熟的技巧，更精密的布局，和某种他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执着了二十年的“艺术追求”。
“周老，”陆明哲也站起来，“您愿意……正式协助我们调查吗？以顾问的身份。”
周建国转过身。他脸上没有泪，但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又有什么东西重新凝固起来——一种决绝的、近乎悲壮的东西。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他说，“等了二十年。”
当日下午两点，市公安局地下档案库的空气潮湿而阴冷。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排成两列，发出惨白的光，却照不透角落的阴影。一排排墨绿色的铁皮档案柜像墓碑般矗立着，柜门上的标签已经泛黄：“1975-1980治安案件”“1981-1985重大刑事”“1986-1990未破悬案”……
档案管理员是个戴厚眼镜的年轻人，姓王，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穿着不合身的白大褂，手里拿着一大串生锈的钥匙。他走在前面，钥匙串随着脚步叮当作响，在空旷的地下空间里激起回音。
“1998年的档案都在最里面。”小王说，声音在密闭空间里显得有些闷，“那批档案当年是封存的，后来数字化的时候才重新整理。但纸质原件还在，按规定……”
“我们有手续。”陆明哲出示了加盖公章的调档函。周建国站在他身后，目光扫过一排排档案柜，像在寻找什么。林晚注意到，老刑警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重返这个地方，面对这些尘封的往事，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最里面的那排档案柜比其他的更旧，铁皮上有斑驳的锈迹。小王用钥匙开了三次才打开柜门，生锈的合页发出刺耳的吱呀声。
柜子里整齐排列着牛皮纸档案袋，每一个都用白色标签标注着案号和日期。周建国的手微微发抖，他伸出手，指尖拂过那些标签：“98-0417吴启明案”“98-0512冯振华案”“98-0603李文涛案”……最后，停在最厚的一个档案袋上：“98-0628陈敬山案（嫌疑人自杀结案）”。
“都在这了。”小王说，从柜子里抱出那四个档案袋。纸袋很沉，落在旁边的不锈钢推车上时发出沉闷的响声。封条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盖着“滨城市公安局档案室”的红色印章，日期是：1998年12月31日。
他们找了一张长条桌，把档案袋一一打开。纸张的气味扑面而来——不是普通的旧纸味，而是混合了灰尘、霉斑、油墨，还有某种难以言喻的、类似于铁锈或陈旧血液的气味。
周建国戴上老花镜，拿起陈敬山案的档案袋，却没有立刻打开。他的手指摩挲着封面上“嫌疑人自杀结案”那几个字，久久不语。
“周老？”林晚轻声问。
“我当年签字的时候，”周建国开口，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这个标签还是空白的。是老宋后来让人贴上去的。他说：‘总得有个说法，给家属，给社会，也给上面。’”
他撕开封条——封条脆得一碰就碎，碎屑像枯叶般飘落。
第一份文件是结案报告。打印在已经泛黄变脆的公文纸上，抬头是“滨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报告正文很简洁，总结了四起案件的基本情况，然后得出结论：“经侦查，陈敬山有重大作案嫌疑，并在审讯期间留下与案情相符的物证及供述。后陈敬山在拘留期间（取保候审阶段）于其工作室自杀身亡，现场遗留字迹与前三案一致，故认定陈敬山系连环分尸案真凶，其自杀行为系畏罪。本案就此终结。”
落款处有三个签名：刑侦支队长宋国栋，副支队长周建国，还有当时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李卫东。三个签名里，周建国的字迹最轻，笔画有些飘，像是签字时手在抖。
“这不是我签的那份。”周建国突然说。
陆明哲凑近看：“什么？”
“这份报告……内容被修改过。”周建国的手指划过报告正文的某一段，“这里，原文写的是‘陈敬山在审讯期间部分供述与案情相符’，但这里改成了‘留下与案情相符的物证及供述’。还有这里——‘取保候审阶段’这几个字是后加的。实际上，陈敬山当时是监视居住，根本没有办取保候审手续。”
他从档案袋里抽出另一份文件：审讯笔录的复印件。纸页已经黄得厉害，边缘有被水浸过的痕迹。他快速翻到最后一页，盯着那上面的签名——陈敬山娟秀的钢笔字，还有审讯民警的签名：周建国，赵东升。
“赵东升……”林晚低声重复这个名字。
“他是当年的技术员，负责物证和笔录整理。”周建国说，声音冰冷，“陈敬山死后，他升得很快。”
他继续翻找。档案袋里有现场照片——比笔记本里贴的复印件清晰得多。吴启明被拼合成《思想者》的姿势，缺失的右小腿断面特写，肌肉和骨头的断层清晰可见；冯振华被摆成《大卫》，缺了左臂；李文涛是《维纳斯》，缺了右臂。每个现场都有那两句话，用血写在附近的墙上或地上。字迹工整，甚至有一种诡异的美感。
最后，是陈敬山死亡现场的照片。
即使早有心理准备，看到原版照片时，陆明哲还是感到胃部一阵翻搅。照片是彩色的，虽然已经褪色，但血迹依然是刺目的暗红。陈敬山躺在自己未完成的雕塑旁——那尊《挣扎者》只有半身，是一个男人向上伸手的姿态，手指扭曲，仿佛想抓住什么。而陈敬山的尸体被拆解后重新拼合，也做出了伸手的动作，只是他的手臂……左臂从肩关节处被整齐切断，不见了。
尸体旁的地面上，有一块巴掌大的镜面碎片。即使隔着二十年的时光和褪色的照片，依然能看出那块碎片边缘锋利，表面沾满血迹。
“镜片……”陆明哲喃喃道。
“当年技术科的报告在这里。”周建国从档案袋底部抽出一份装订好的报告。封面上写着“陈敬山死亡现场证物分析报告”，落款是技术科，日期是1998年7月2日。报告正文很简略：镜片上的血迹经检测为陈敬山本人血液，无其他生物检材；镜片材质为普通玻璃，无指纹；现场其他证物（包括凶器）未发现。
“太干净了。”林晚说，“一个自杀现场，怎么可能这么干净？而且如果真是陈敬山自杀，他哪里来的力气把自己肢解得这么整齐？这需要专业的解剖知识和体力，一个雕塑家……”
“一个绝望的、想以死明志的雕塑家，也许能做到。”周建国接口，但语气里满是嘲讽，“至少报告里是这么推论的。但我知道不是。因为……”
他翻到报告的最后一页。那里有一行用红笔写的小字，字迹潦草：“现场镜片与前三案现场遗留镜片材质一致，建议并案调查。”
在这行字卫东——那位副局长。
“这是我写的。”周建国指着那行红字，“我私下让技术科做的比对。他们不敢出正式报告，只给了我口头结论：四起案子现场的镜片，来自同一批玻璃，甚至可能是同一面镜子。我写了这行字，想加到报告里，但被李局压下来了。”
他抬起头，老花镜后面的眼睛里燃烧着压抑了二十年的怒火。
“当时李局找我谈话，就在他办公室。他说：‘建国啊，案子已经结了，媒体通报都发了，家属也接受了。你现在搞这一出，是想让局里难堪，还是想让自己难堪？’我说：‘李局，如果陈敬山不是真凶，那真凶还在外面，还会杀人。’他怎么说？他说：‘那就等下次他再杀人的时候再说。’”
周建国的拳头重重砸在桌子上，震得档案袋跳了一下。小王吓得后退一步。
“他就这么……压下去了？”陆明哲问，声音里有种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寒意。
“不止。”周建国从怀里掏出那个小笔记本，翻到某一页，“李卫东后来把我调离了刑侦一线，让我去管后勤。一年后，我申请提前退休。他批得很快，还给我开了个欢送会，在会上说我是‘老黄牛’，‘为滨城公安奉献了一辈子’。”
他说这些话时，语气平静得可怕。但陆明哲能感觉到那平静
“李卫东后来升到省厅，三年前退休。赵东升现在是技术科长，据说下一步要升副支队长。”周建国合上笔记本，“而陈敬山，还在档案里躺着，罪名是‘连环分尸杀人犯’。”
长久的沉默。档案库里只有通风系统低沉的嗡鸣，还有纸张翻动时细微的沙沙声。
林晚突然开口：“周老，您刚才说，陈敬山在审讯时提过一个朋友，姓赵，是骨科医生？”
周建国点了点头，在档案袋里翻找。很快，他抽出一份泛黄的询问笔录。那是陈敬山第一次接受询问时的记录，日期是1998年5月20日——吴启明案发后一个月，冯振华案发后一周。
笔录上，陈敬山的回答工整而克制：
问：你工作室里的专业骨科工具从哪里来的？
答：一个朋友送的。他姓赵，是市立医院的骨科医生。
问：全名？
答：赵文渊。
问：为什么送你这些工具？
答：他知道我做雕塑需要研究人体骨骼，说这些工具比普通雕塑工具更精准。
问：这个赵文渊现在在哪里？
答：不知道。他两年前出国了，说是去德国进修。之后再没联系。
在这段记录的后面，有另一行笔迹不同的批注：“经查，市立医院无赵文渊此人。陈敬山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