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次日凌晨零点三十分，刑侦支队紧急会议室的白炽灯亮如白昼。
椭圆形的会议桌前，坐着市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沈从山、刑侦支队正副队长、技术科科长、法医中心主任，以及陆明哲的核心团队成员。所有人都穿着警服，肩章在灯光下反射出冷硬的光泽。没有人交头接耳，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近乎窒息的凝重——他们即将讨论的，是抓捕自己的顶头上司，滨城市公安局局长赵东升。
陆明哲站在投影幕布前，脊背挺得笔直。他面前的桌面上摊开着七份文件，每一份都像一块沉重的砖石，垒起一道通向真相的阶梯。
“各位领导、同事，”他的声音在寂静的会议室里异常清晰，“经过连续七十二小时的侦查，以及周建国于昨晚九点开始的全面供述，我们现在可以确认以下事实。”
他按下遥控器，幕布上出现了第一组照片：地下室那些玻璃罐的特写。
“第一，二十年前滨城连环分尸案所有受害者缺失的肢体部位，均被保存在周建国住所的地下室中。经法医初步鉴定，这些肢体均为真人人肉组织，保存时间约二十年，切割手法专业，与当年尸检报告中描述的‘精准骨科切割’特征完全一致。”
照片切换，出现笔迹对比图。
“第二，二十年前现场遗留的‘解剖艺术家’挑衅纸条笔迹，与现任市公安局局长赵东升的个人笔迹样本——包括其办公文件签名、会议记录、私人信件——经省厅笔迹鉴定专家初步比对，特征点重合率达百分之九十二。这是同一人所写的概率极高。”
第三组照片：周建国坦白的执法记录仪截图，以及那份泛黄的合影。
“第三，帮凶周建国已全面供述。他指认赵东升为二十年前连环分尸案真凶，并供述了自己被胁迫成为帮凶、篡改证据、栽赃陈敬山、保管肢体标本的全部过程。他提供了关键物证——这张拍摄于1998年的合影，证明赵东升与周建国在案发期间确有密切往来。”
陆明哲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他看到了震惊、怀疑、愤怒，但更多的是一种沉重的决心。
“第四，本次发生的三起新案中，张曼、李松案的切割手法与二十年前案件高度一致，经林晚医生主持的创伤形态学比对，确认为同一人所为。而第三具无名尸的切割痕迹显示为拙劣模仿，周建国供认系受赵东升胁迫所为，目的是栽赃陈默，转移侦查视线。”
他走到桌边，拿起最后一份文件——那是技术科连夜赶制的证据链梳理图。
“综合以上，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滨城市公安局局长赵东升，即为二十年前自称‘解剖艺术家’的连环分尸案真凶，也是本次两起新案的主凶。其犯罪动机，据周建国供述及现有物证推断，为扭曲的‘艺术追求’结合灭口需要。其利用职务之便，二十年间多次干扰、误导侦查，掩盖罪行，并胁迫周建国成为帮凶，共同实施犯罪。”
会议室里死一般寂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嘶嘶的送风声。
副局长沈从山——一个五十六岁、头发花白的老刑警——缓缓摘下老花镜，用指节揉了揉眉心。他的动作很慢，像在消化这个足以震动整个滨城公安系统的消息。
“证据链完整吗？”沈从山开口，声音沙哑但沉稳。
“基本完整。”陆明哲回答，“物证、书证、人证俱全。唯一欠缺的，是赵东升直接参与杀人的目击证人或影像证据。但根据现有证据链，特别是肢体标本的切割特征与笔迹鉴定，结合周建国的供述，已经足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闭环。”
“抓捕的法律风险评估过了吗？”
“评估过了。”林晚接过话头，“一旦抓捕行动开始，我们必须立即向省厅、市委、市纪委同步通报。赵东升担任局长八年，在系统内外关系盘根错节，我们必须做好应对各种阻力的准备。但如果我们不立即行动——”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更加坚定：“根据周建国的供述，赵东升已经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他很可能正在销毁证据、转移财产、甚至准备潜逃。更重要的是，关键证人苏晴手里握有赵东升的亲笔罪证，赵东升正在疯狂寻找她。每拖延一分钟，苏晴的生命危险就增加一分。”
沈从山沉默了片刻。他环视会议室，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掠过。他看到的是清一色的坚定——这些年轻人，这些他一手带出来的刑警，此刻眼神里没有犹豫，只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决心。
“好。”沈从山终于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进木板的钉子，“我批准。立即对赵东升采取强制措施。”
他站起来，走到陆明哲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抓捕令我来签。所有程序责任我来承担。你们只管做一件事——”沈从山的目光锐利如鹰，“把赵东升带回来，活着带回来。要让他在法庭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认罪伏法。要让二十年前的那些冤魂，还有现在的受害者，得到一个交代。”
“是！”会议室里所有人齐刷刷起立，敬礼。
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墙上的时钟指向零点四十五分，分针和秒针重合，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咔嗒声。一个新的开始，或者说，一个迟来了二十年的终结，在这一刻正式启动。
二
凌晨四点，刑侦支队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
陈阳的眼睛布满血丝，他已经连续盯着电脑屏幕超过八个小时。屏幕上分割成十几个小窗口，分别是交通卡口监控、手机基站定位轨迹、银行流水查询界面、以及赵东升名下所有车辆的行踪记录。
“陆队长。”陈阳的声音有些沙哑，“赵东升的个人手机在昨晚十一点后彻底关机，最后定位在他位于滨江新区的私人别墅。但他的工作手机——就是局里配发的那部——在凌晨两点零七分有过一次短暂开机，定位信号出现在市公安局大楼。”
陆明哲走到他身后：“持续了多久？”
“二十七秒。然后再次关机。”陈阳调出基站数据，“信号源在地下二层，也就是档案室所在区域。之后再也没有出现。”
林晚从法医中心打来电话，声音通过扬声器传出：“陆队，我们对周建国地下室那些肢体标本做了快速检测。除了二十年前的旧案肢体，我们在最内侧一个隐蔽的冷藏箱里，发现了新的组织样本——新鲜度不超过七十二小时。DNA初步比对显示，属于张曼和李松。”
会议室里所有人的呼吸都停了一拍。
“张曼的左臂，李松的右腿。”林晚继续说，“切割手法与二十年前的标本完全一致，是赵东升的手笔。周建国供认，赵东升每次杀人后都会把切下的肢体交给他保管，但这次……赵东升没有全部交出来。他只给了周建国无名尸的部分，而张曼和李松的肢体，他自己留下了。”
“为什么？”陈阳问。
“两种可能。”陆明哲盯着屏幕上市公安局大楼的三维结构图，“第一，他不再完全信任周建国，怕周建国反水。第二……这些肢体对他有特殊意义，可能是他‘作品集’的最新部分，他舍不得交给别人。”
就在这时，技术科的一名年轻警员冲进会议室，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报告。
“陆队！查到了！凌晨两点十分，也就是赵东升工作手机开机后三分钟，市公安局地下车库的监控拍到这个——”
他把平板电脑推到会议桌中央。画面是地下车库B区的监控视角，时间戳显示02:10:17。一辆黑色的奥迪A8驶入画面——那是赵东升的专车。车停稳后，驾驶座门打开，下来的却不是赵东升，而是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男人。男人打开后备箱，搬出两个黑色的硬壳行李箱，每个箱子大约有小型登机箱大小。
“这个保安我们查了，”年轻警员快速说，“名叫王强，五十二岁，是市公安局聘用的一名普通保安，在岗八年。我们联系了他，他说昨晚接到赵局长电话，让他帮忙把两个箱子送到地下档案室的‘特殊资料保管区’。他照做了，放下箱子就离开了，没有见到赵局长本人。”
“箱子现在在哪里？”陆明哲追问。
“还在档案室。王强说赵局长交代，箱子必须放在‘1998-悬案’档案柜旁边的空位上，不许任何人移动。”
陆明哲和林晚对视一眼。他们都想起了周建国地下室那些玻璃罐的大小——刚好能装进这样的行李箱。
“他要转移罪证。”林晚低声说，“但他为什么不自己动手？为什么要用保安？而且……为什么选择档案室？”
陈阳突然想到什么，快速敲击键盘：“陆队，我查了赵东升的出入境记录和最近一周的交通出行。他没有订机票，没有预订高铁，名下所有车辆昨晚都在车库。但他妻子和女儿——人在国外，已经三年没回来了。他自己的护照……系统显示，昨天下午四点，他以‘公务需要’为由，从局办公室借走了自己的护照，至今未归还。”
“他要跑。”陆明哲的声音冰冷，“但他还没跑。为什么？”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几乎是同时，几个人说出了同一个名字：
“苏晴。”
“他在找苏晴。”林晚分析道，“周建国说，苏晴手里有赵东升的亲笔罪证——很可能是日记、录音，或者其他能直接证明他罪行的东西。赵东升必须拿到那些东西，才能安心潜逃。否则即使他逃到国外，只要那些证据曝光，国际刑警照样会通缉他。”
“所以他现在藏在档案室，”陆明哲接上思路，“一方面，那里是他最熟悉的地方，是他掌控了二十年的‘地盘’。另一方面，他可能在等——等苏晴出现，或者等我们去找他。他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知道周建国坦白了。他在……等一个了断。”
墙上的时钟指向清晨六点。窗外的天空开始泛出鱼肚白，但乌云压得很低，预示着一场秋雨即将来临。
陆明哲站起来，走到白板前。他在赵东升的名字旁边写下三个词：档案室、行李箱、苏晴。
然后他转身，面向所有人：
“七点整，行动。目标：市公安局地下档案室。任务：第一，控制赵东升；第二，扣押那两个行李箱；第三，确保现场所有物证完好。特别注意事项——”
他的目光扫过每一张脸。
“赵东升是骨科专家，熟悉人体结构，知道如何一击致命。他很可能携带专业骨科工具作为武器，也可能有枪。他熟悉警察的抓捕流程，知道我们的战术弱点。最重要的是——”
陆明哲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更加沉重：
“他是我们的局长。八年来，他坐在主席台上给我们布置任务，在文件上签批我们的晋升，在年终总结会上表扬我们的成绩。现在，我们要去抓他。这不仅仅是抓捕一个罪犯，这是一场……对我们每个人职业信念的考验。”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呼吸声。窗外的天色又亮了一些，第一缕晨光艰难地穿透乌云，在玻璃上投下淡金色的光斑。
“还有人要退出吗？”陆明哲问，“现在退出，不丢人。这个案子的压力，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
没有人动。没有人说话。十几双眼睛看着他，眼神里没有犹豫，只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坚定。
“好。”陆明哲点了点头，那动作很轻，但带着千钧的重量，“七点整，出发。”
三
上午八点三十分，市公安局地下档案室。
灯光是老旧的白炽灯管，有几根已经坏了，剩下的一明一暗地闪烁着，在水泥地面上投出摇晃的光斑。空气潮湿阴冷，弥漫着纸张霉变和福尔马林混合的气味——那股甜腻的化学味道，和昨天在周建国家闻到的一模一样，只是更浓，更刺鼻。
档案室很大，纵深超过五十米，两侧是顶到天花板的铁皮档案柜，柜门上的标签泛黄卷边：“1970-1979治安案件”“1980-1989重大刑事”“1990-1999未破悬案”……像一座用纸张和墨水垒砌的坟墓。
在最深处，靠近备用发电机房的位置，有一片相对开阔的区域。这里摆着一张老旧的木质书桌，两把椅子，还有一台早已淘汰的胶片阅读器。
赵东升就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
他穿着笔挺的警服，肩章上的三颗四角星花在昏暗光线下依然醒目。他的坐姿很端正，腰背挺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那是几十年警务生涯刻进骨子里的习惯。他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脸上没有胡茬，甚至还能闻到淡淡的剃须水气味——柠檬和雪松的混合，一种精英男士常用的香型。
如果不是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把专业骨科锯片、一把五四式手枪、以及两个打开的黑色行李箱的话，他看起来就像在值一个普通的夜班。
行李箱里，是透明的密封袋。袋子里，是两条人体肢体：一条左臂，一条右腿。皮肤苍白，肌肉纹理清晰，断面整齐得令人心悸。福尔马林的气味就是从那里散发出来的。
脚步声在档案室入口处响起。沉重、整齐、训练有素的脚步声，靴底敲击水泥地面的声音在狭窄空间里激起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