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休所里，杨靖安重新拿起那枚玉扣，对着光看了看，最终还是收进了抽屉。
他打开另一个匣子，里面放着枚褪色的领章，红得发黑，边角磨出了毛边——那是他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戴过的。
或许，送这个更合适。
杨靖安想。
让孩子们知道，这身制服的分量，从来不是靠谁站台，而是靠自己一步一步踩出来的脚印。
窗外的墨兰轻轻晃动，像是在应和。
军休所的夜很静，静得能听见挂钟秒针走动的“嘀嗒”声，像在数着剩下的时光。
杨靖安坐在藤椅上，指尖摩挲着那枚朝鲜战场上带回的领章，红绸早已褪色成暗红，针脚却依旧扎实。
他这辈子没向组织伸过一次手。
当年腿上中了弹，在坑道里躺了三天三夜，被抬下来时只剩半条命，也没要过特殊照顾；
儿子杨震霆戍守边疆，数十年没回家，他在电话里只说“守好你的岗”，绝口不提家里的难处。
可现在，他看着窗台上那盆墨兰，忽然觉得，有些事，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硬扛。
“以权压人，那是孬种才干的事。”他低声自语，指节因用力而泛白，“可咱杨家的人，也不能平白受那腌臜气。”
他想起杨震小时候，穿着小军装，举着玩具枪在院子里跑，奶声奶气地喊“我要抓坏蛋”；
想起季洁，腰杆挺得笔直，说“我跟杨震一起办案，请您放心”。
这两个孩子，一个比一个犟，认准了路就往前冲，从不知道回头。
“这条路难走啊……”杨靖安叹了口气，起身走到电话旁。
拨号时，他的手微微发颤——不是怕，是觉得这通电话，终究是破了自己的规矩。
第一个电话打给了老部下，如今在纪检委任职的何正国。
“老何，是我。”
“老首长？”电话那头的声音透着惊讶，“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
“杨震，我孙子，一月十号结婚。”杨靖安的声音很稳，听不出多余的情绪，“你要是得空，过来喝杯喜酒。”
何正国沉默了两秒，随即笑了：“他竟然是您的孙子，您放心，那天我一定到。
正好给您带瓶好酒，咱爷俩好好聊聊。”
“不用带酒，人来就行。”杨靖安挂了电话，又拨了第二个号码——是当年的警卫员，现在在政法委工作的宋成通。
“小宋，杨震结婚，记着来。”
“哎！一定到！”宋成通的声音带着点激动，“老首长您早说啊，我这就去准备贺礼……”
“别搞那些虚的。”杨靖安打断他，“过来跟孩子们说说话，比啥都强。”
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出去。
有当年的老战友，有现在身居要职的部下，甚至还有几个他从没打过交道、却在公开场合挺过杨家的年轻干部。
“老首长您孙子结婚？一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