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熙宁七年仲夏，京畿大旱已经连续数月，伴随着赤地千里，流民渐起，又有之前郑侠献《流民图》直陈新法扰民之弊，朝野震动，新旧党争掀至顶峰，和预料之中一般，王安石旋即第一次罢相，新法或停或改，中枢朝令夕改，神宗赵顼夙夜忧劳，既痛心国用空耗、民生困苦，又苦于满朝非新即旧、空言盈庭，竟无一人能只论实事、不涉门户，为他剖明天下实情。
心烦意乱之际，神宗忽想起秘阁所校《三司会计录》脉络精审、天下财赋一目了然，又忆起徐渊三载地方守实、归馆沉静不党，年方十九，却有老成实务之风，遂于崇政殿偏殿，单独召对着作佐郎、直秘阁徐渊。
旨意传入秘书省时，徐渊正埋首校勘国朝《农田水利条编》，闻旨从容，待将公服规整完，便随内侍入禁中。一路宫墙巍峨，内侍步履匆匆，皆透着朝堂动荡的焦灼，可徐渊心神静定，蛰龙功内敛流转，没有半分惶惑。
崇政殿偏殿炉烟轻绕，神宗御座设于窗前，面色略显疲惫，案上堆满流民奏报、诸路灾状、新旧党攻讦的章疏。见徐渊入内，年轻的帝王抬手免礼，语气直切：“卿曾历祥符、开封府，亲理新法钱谷民事，今又校七十年国计，知天下虚实。今日不问新旧，不言党争，只以地方实情、国计根基、民生苦乐据实奏来，勿有避讳。”
徐渊躬身肃立，言辞平稳，不卑不亢，开篇便守定底线：“臣愚钝，唯知实务、实数、实情，不敢妄议朝政派系，唯以所见所校，据实上陈。”
他不颂新法、不贬旧制，只分三事切陈，句句皆落于实处：
其一，国计之要，在核实在，不在虚数。诸路岁入岁出，州县多为政绩粉饰账册，朝廷不知天下实赋、实储、实耗，故调度屡误，此弊不在法，在吏、在核、在考课；
其二，民生之困，在法之执行，不在法之名目。青苗、市易本意非不善，然地方抑配、追呼、胥吏侵渔，良法变扰民之具，根源在考课只重“数额”，不重“民安”；
其三，救时之策，当先清账、实仓储、安流民，缓议更张。大旱当前，无论新法旧法，皆当以“赈灾、实政、息民”为先，朝令夕改，则州县无所适从，百姓愈困。
通篇无一字偏袒新党，无一言附和旧党，无一句空泛经义，全是地方亲历、账籍所核、民生所见的实在言语，如清泉浇入神宗满心烦忧之中。
赵顼越听越是凝神，身子微微前倾，眼中疲惫渐消，取而代之的是激赏与释然。
召对近一个时辰，官家意犹未尽，待徐渊退下，当即对近侍叹道：“十九岁少年，阅历深、心思定、见识实，不激不随，不党不私，国之利器也！”
当日中书议事，神宗便欲超擢徐渊，拟授三司户部员外郎，兼点检在京仓储，直接进入国计核心实务，参与新法整顿。此命若下，便是从馆阁清职，一跃踏入中枢实权序列，虽官阶不高，却是天子近臣、财计要任，寻常进士十年难至。
消息尚未明发，先传入翰林学士韩维耳中，韩维大惊，当即密谒神宗，又连夜使人通报徐迁。
徐迁得知，彻夜难眠，次日清晨便托韩维再度进言：“陛下圣明，知徐渊才可用，然朝局方乱，新法飘摇，新旧倾轧，财计之地，是非之窟。徐渊年十九，无党无援，若骤入三司，必为新旧两派裹挟、争夺、攻讦，轻则沦为傀儡，重则身陷祸端，非但不能施展实才，反会断送一生。”
韩维入对，亦从容叩奏：“徐渊之可用，在其‘中立务实’，若骤授实权、置身风口，中立不存，务实难行。臣恳请陛下惜才、养才、缓用才，留其于秘阁，专修国史、财计、民政旧典，沉淀学识、涵养声望，待朝局安定、风波平息，再委以方面重任，方是保全人才、为国家长久计。”
神宗本是英悟之君，一点即透，知二人所言皆是老成谋国、爱护少年之语。骤用徐渊，是爱之，实则害之；留馆静守，是缓之，实则重之。
沉吟半晌，神宗收回超擢实权之命，只下旨：
“着作佐郎、直秘阁徐渊，奏对称旨，学识笃实，特赐绯衣、银鱼、钱百缗，升着作郎，专修《国朝财计考》，专以实录编纂。”
徐渊接旨谢恩，依旧每日赴秘阁供职，埋首卷册，将召对时所言的实务之思，尽数融入《国朝财计考》的编纂之中不题。
秘阁之中，书卷依旧清寂，窗外朝堂依旧风雨如晦：王安石罢相，吕惠卿继行新法，旧党反扑，流民赈灾，诸路乱象，无数官员沉浮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