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明远与苏婉的缘分，始于北平城的胡同深处，绵延过一个世纪的风雨，将柴米油盐的烟火，熬成了岁月里最醇厚的深情。
那年叶明远二十岁，刚从西南联大短暂回乡，一身洗得发白的学生装，眉宇间带着少年人的锐气与赤诚。苏婉是隔壁胡同的姑娘，宁夏银川来的投奔亲戚，梳着乌黑的麻花辫，手里挎着的竹篮里，装着刚蒸好的枸杞糕。两人在海棠树下撞个正着，糕饼撒了一地，叶明远手忙脚乱地帮忙捡拾，抬头撞见苏婉带笑的眼睛，像银川的星空，清亮又干净。
彼时的北平，还没从抗战胜利的喜悦里缓过神来，街头巷尾的茶馆里，还传唱着保家卫国的故事。叶明远常约苏婉去琉璃厂逛书摊，他给她讲西南联大的煤油灯，讲戈壁滩的风沙；她给他带亲手做的枸杞糕，听他讲那些关于“实业救国”的抱负。苏婉话不多，却总能在叶明远说得口干舌燥时，递上一杯温茶，眼里的光，比书摊的灯笼还要暖。
两年后，叶明远要远赴东北参与重工业建设，临行前夜，他揣着一枚磨得发亮的铜戒指，站在苏婉家的门楼下。月光洒在青石板上，他紧张得手心冒汗：“苏婉，我这一去，不知归期。你愿不愿意等我？等我造出咱们自己的机床，就回来娶你。”苏婉没有犹豫，接过戒指套在手上，指尖轻轻摩挲着粗糙的纹路：“我等你。你在外保重，我在家，给你留一盏灯。”
这一等，就是五年。
东北的风雪大，叶明远的信，常常被耽搁在半路。苏婉就守着那盏灯，一边帮亲戚打理杂货铺，一边学着给叶明远做厚实的棉衣，一针一线，缝进了数不清的牵挂。她从不抱怨，只在信里写：“胡同的海棠又开了，枸杞糕我存了一坛，等你回来尝。”叶明远捧着那些信，在炼钢炉的热浪里，也觉得心头滚烫。
五年后的冬天，叶明远终于回来了。他穿着一身工装，风尘仆仆地站在苏婉面前，比五年前黑了，也瘦了，眼里的光却依旧明亮。没有盛大的婚礼，只有两桌简单的酒席，亲友们聚在四合院的海棠树下，看着两人交换戒指，笑得眉眼弯弯。新婚之夜，叶明远看着苏婉手上那枚已经包浆的铜戒指，红了眼眶：“委屈你了。”苏婉摇摇头，替他拢了拢衣领：“只要你回来，就不委屈。”
往后的日子，是柴米油盐的寻常，也是相濡以沫的温暖。叶明远创办机械研究所，忙得脚不沾地，常常深夜才回家。苏婉总是留着一盏灯，温着一碗热粥，等他回来。研究所缺资金，她悄悄变卖了自己的嫁妆首饰，塞进叶明远的口袋，只说：“别担心钱，安心做你的事。”叶明远攻克技术难关时，她陪着他熬夜，给他揉肩捶背；他遭遇挫折垂头丧气时，她握着他的手，轻声说：“慢慢来，我信你。”
岁月流转，青丝变成白发，四合院的海棠树枯了又发，叶明远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变成了儿孙绕膝的长者。苏婉的记性渐渐变差，却总能记得叶明远爱吃的菜，记得他的生日，记得当年在海棠树下的约定。叶明远的腿脚不便了，就每天推着轮椅，陪苏婉在胡同里散步，看鸽哨划过天际，看夕阳染红砖墙。
一百岁那年的重阳，儿孙们聚在一起，给两位老人祝寿。叶明远握着苏婉的手，看着满堂的子孙，笑着说：“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两件事，一是投身实业，不负家国；二是娶了你，不负此生。”苏婉靠在他的肩头，笑得像个小姑娘：“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等你回来。”
叶明远走的那天，苏婉没有哭。她坐在海棠树下，手里攥着那枚铜戒指，看着天边的云，轻声说：“老头子，你走慢些，等我收拾收拾，就来陪你。”
胡同的风，吹过海棠树的枝叶，沙沙作响，像极了当年两人初见时，那轻轻浅浅的笑语。百年相伴，一朝别离，却从未辜负，从未相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