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那对母子开的补益方子，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了陈夏心上。这不是普通的头疼脑热，而是涉及可能存在的隐疾与极度虚损体质的复杂较量。他反复推敲那个在益气补血基础上加入清化痰热药物的思路，剂量增减，配伍比例，甚至煎煮的先后顺序，都斟酌再三，生怕一丝不慎，不仅于病无补，反生变故。
方子最终定了，但他心里清楚，这只是理论上的尝试，真正的考验在于服药后的反应，以及……他能否在后续的诊察中，捕捉到更多揭示病根的线索。
他暂时将这份思虑压下，诊所里其他病人还在等着。
来看病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多是些积年的小毛病，或是新受的风寒。陈夏有条不紊地应对着，望闻问切，开方配药，针灸拔罐。他的手法越来越熟练，与病人交流时，那种沉稳专注的态度，也渐渐取代了最初的青涩，让更多乡亲感到信服。
然而，这份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的信任与平静，很快就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
这天下午，陈夏正在给一个拉肚子的孩子做肚脐隔盐灸，诊所门外传来一阵自行车的铃铛声，随即是一个带着官腔、略显傲慢的声音：
“陈夏是在这儿吗？”
陈夏抬起头。门口的光线被一个身影挡住大半。来人是个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人，推着一辆半新的二八大杠自行车，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但扣子扣得一丝不苟的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镜不大，透着审视和一种居高临下的疏离感。他胸前挂着一个褪了色的帆布包，上面隐约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
这身打扮和气质，与青石沟的乡土气息格格不入。
陈夏示意孩子的母亲继续扶着艾炷，自己站起身：“我是陈夏。请问您是？”
“我是公社卫生所的，我姓王，王有德。” 来人推了推眼镜，目光在简陋到近乎寒酸的诊所内部扫了一圈，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你就是那个从省城回来的赤脚医生？”
“是。” 陈夏心中了然。公社卫生所的人，终于找上门来了。这比他预想的要快一些。
王有德将自行车支在门口，拍了拍裤腿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迈步走了进来。他的目光掠过赵大山淘换来的瘸腿桌子，落在墙角那个歪歪扭扭的自制药柜上，又看了看地上正在冒烟的艾灸，鼻翼微微翕动了一下，似乎不太适应空气里浓郁的草药和艾烟味道。
“听说你这里看病，不怎么收钱？还自己采草药给人用？” 王有德开口，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审问的意味。
“收一些成本钱，或者用东西换。药材大部分是山里采的，有些常用的、本地没有的，会建议病人去公社药材站买。” 陈夏回答得也很平静。他知道，对方来者不善。
“成本钱？” 王有德嗤笑一声，走到那个自制药柜前，随手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是分装好的晒干蒲公英。“这些玩意儿，漫山遍野都是，能有什么成本？你这是扰乱医疗秩序，知道吗？”
他转过身，看着陈夏，镜片后的目光变得锐利：“无证行医，擅自采挖、使用未经检验的草药，还收费——虽然你说是什么‘成本钱’，这已经违反了卫生管理条例。公社卫生所是负责本地区医疗卫生工作的正规机构，你这样搞，出了问题谁负责？”
话语直白而尖锐，带着公权力的威慑。旁边抱着孩子等待艾灸结束的妇人，脸上露出了不安的神色。连在里间收拾东西的赵大山，也闻声探出头来，看到王有德，脸色变了变，显然认得这位公社卫生所的“王大夫”。
陈夏的心往下沉了沉。该来的，果然来了。而且来得如此直接，如此……理直气壮。韩铮的提醒言犹在耳，沈柏舟描述的爷爷当年的遭遇，也仿佛在这一刻重叠。
他没有立刻反驳，而是等王有德说完，才缓缓开口：“王同志，我理解您的担心。我确实没有正规的行医执照。但我爷爷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老中医，我从小跟他学医，在青石沟也给乡亲们看过不少病，从未出过差错。这次去省城，也参与过危重病人的抢救……”
“那是两码事！” 王有德不耐烦地打断他，“省城是省城，这里是青石沟！你爷爷是你爷爷，你是你！没有经过国家正规培训和考核，就不能独立行医，这是规定！至于你采的那些草药——” 他指了指药柜，“谁知道有没有毒？用量对不对？配伍合不合理？吃坏了人，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他顿了顿，语气稍微缓和，却更显意味深长：“小陈啊，我看你也是读过书、有点本事的年轻人。待在这么个山沟沟里，弄这么个……嗯，地方，能有啥前途？公社卫生所现在也缺人手，尤其是懂点中医的。你要是真有心想为群众服务，不如去卫生所报个到，接受正规的培训和管理，以后说不定还能有个正式编制。这不比你现在强？”
胡萝卜加大棒，先打压，再招安。这套路，与省城刘济舟的招揽如出一辙，只是更加直白，更加基层化。王有德的话，等于是给陈夏指了两条路：要么关门，接受“管理”；要么去卫生所，成为体系内一个可以被控制、被定义的“补充力量”。
诊所里一片寂静。只有艾条燃烧发出的细微噼啪声，和门外偶尔传来的鸡鸣犬吠。
陈夏看着王有德那张带着不容置疑神情的脸，又看了看旁边妇人眼中流露出的担忧和依赖，还有赵大山紧握的拳头。他知道，自己的回答，不仅关乎个人前途，更关乎这间刚刚有点生气的诊所，能否继续存在下去。
他沉默了片刻，目光变得清晰而坚定。
“王同志，谢谢您的好意。” 陈夏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回荡在狭小的空间里，“卫生所是正规单位，有它的规章制度，我理解，也尊重。不过，青石沟离公社有二十多里山路，乡亲们，尤其是老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腰腿不便，去一趟不容易。我在这里，用些土方土法，采点本地草药，能帮乡亲们解决点眼前的急难，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
他顿了顿，迎着王有德变得不悦的目光，继续说：“至于您说的安全问题，我承认有风险。所以我看病开方都很谨慎，用的也多是些药性平和、本地常用的草药，复杂的、没把握的病症，我会建议病人去公社或者县里。如果公社卫生所有规定，认为我这样做不合适，我愿意接受指导和监督，比如定期汇报接诊情况，或者将一些特殊病例的记录交给卫生所备查。但是——”
他语气加重了一些：“如果仅仅因为我没那张纸（执照），就让我关掉这间能给乡亲们行个方便的诊所，我觉得，对青石沟的老百姓来说，未必是好事。有些病，拖不起。”
他没有直接硬顶，而是摆事实，讲道理，既承认了对方指出的“问题”，又强调了存在的“必要性”和自己愿意接受的“监督”，最后将选择权巧妙地推到了“对老百姓好不好”这个朴素的立场上。这是他在省城经历风波后，学到的一种更圆融、也更坚韧的应对方式。韩铮说的“绕个弯”，或许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