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向其他乡亲，提高声音说：“大家也都听着，有些病，比如心口疼得厉害、突然半边身子动不了、肚子疼得打滚、或者像张奶奶这样肿得厉害还喘不上气的，都不是小毛病，光靠吃药扎针可能不够，该去大医院查的，一定得去！我在这里，是帮大家解决小病小痛，防大病，真遇到大问题，咱们得承认有治不了的，得往上送！这是对大家负责！”
他这番话，既是说给张铁匠听，也是说给所有在场的人听。他要开始扭转那种“有病就找陈医生，陈医生啥都能治”的盲目期待，建立起初步的“分级诊疗”和“风险预警”意识。这很难，但他必须开始做。
张铁匠听了，虽然还有些将信将疑，但见陈夏说得郑重，也只好点头答应，拿着方子抓药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类似的“考验”接踵而至。一个长期咳嗽、痰中带血丝的老烟枪，陈夏仔细问诊和肺部听诊后（用耳朵直接贴在后背听），发现除了湿罗音，似乎还有局部呼吸音减弱，他强烈建议去县医院拍胸片，排除肿瘤可能。一个“胃疼”多年的中年汉子，陈夏按压其腹部，发现剑突下有明显压痛和反跳痛，怀疑有消化道溃疡甚至穿孔风险，也建议尽快检查。
这些建议，并非每次都得到理解。有人觉得他“学了点东西就胆子小了”，有人抱怨“去县里麻烦又花钱”，但也有人听了劝，真的去了公社或县里，回来后有的说“查了没事，虚惊一场”，也有的查出了问题，开始正规治疗，对陈夏更是感激不尽。
陈夏不辩解，也不强求。他只是坚持自己的判断，并耐心解释理由。他知道，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也需要事实的教育。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己所能，在每一次接诊中，植入一点点现代医学的疾病观和风险意识。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将培训中学到的知识，更主动地应用于日常诊疗和预防。
春季是传染病高发期。他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治疗已经发病的麻疹、水痘患儿，而是开始主动向有孩子的家庭宣传预防知识：保持室内通风，勤晒被褥，孩子出疹期间要隔离，注意饮食清淡，多喝水。他甚至在诊所门口挂了个小黑板，用粉笔写上简单的春季防病要点。
对于常见的腹泻，他开始尝试区分不同类型。对于单纯消化不良或轻微着凉引起的，他用焦三仙、藿香正气散等；但对于有发热、腹痛明显、大便带粘液甚至脓血的，他高度怀疑细菌性痢疾，除了用中药清热化湿解毒（如葛根芩连汤、白头翁汤加减），会明确告诉家属，这病传染性强，要注意餐具隔离，病人粪便要用石灰或漂白粉处理，并建议如果高热不退、出现脱水迹象（如眼窝凹陷、皮肤弹性差、尿少），必须去公社卫生所或县医院，可能需要打针输液。
他还开始尝试建立最简单的“健康档案”。对于像老何头、周栓柱、胡老汉、张铁匠老娘这样的慢性病或重点病人，他不仅记录每次的诊疗情况，还开始定期随访，了解他们的症状变化、服药反应、生活状况，并给予相应的调整建议。虽然简陋，但这已经是迈向系统健康管理的第一步。
这些改变，起初让一些习惯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乡亲感到新奇甚至有些不适应。但渐渐地，他们发现，陈医生看病问得更细了，嘱咐得更多了，有时候甚至会“管闲事”地问起家里的饮食卫生情况。虽然麻烦，但似乎……更让人放心了。
赵大山是这些变化最直接的参与者和学习者。他不仅帮着抓药、维持秩序，还跟着陈夏学习更规范的伤口处理、消毒方法，学习辨认更多种类的草药及其功效。陈夏也有意教他一些简单的急症识别要点，比如如何观察呼吸、脉搏，如何判断昏迷病人的瞳孔反应等。大山学得认真，虽然笨拙，但进步肉眼可见。
日子，就在这忙碌而充满新意的诊疗中，一天天过去。陈夏白天看病、传授、宣教，晚上则继续整理医案，思考如何将地区所学更有机地融入青石沟的实践。他给秦院长写了一份简短的信，汇报了回来后的工作情况和自己尝试推行的新做法，也提出了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如如何提高村民转诊意愿、如何获取更基础的诊断工具如血压计等）。
信寄出去了，如同投入大海的石子，不知何时能有回音。但陈夏并不焦虑。他知道，改变需要时间，扎根更需要耐心。
春风越来越暖，吹绿了山野，也吹开了诊所旁“药圃”里更多的草药。薄荷和紫苏已经可以采摘入药，新移栽的几株鱼腥草和蒲公英也长得郁郁葱葱。
陈夏站在药圃边，看着这些欣欣向荣的生命，又望了望坡下春耕正忙的田野和村庄。
他感到，自己的根，在这片土地上，又向下扎深了一寸。
虽然土壤中仍有石块，虽然风雨可能随时来袭，但根须所及之处，已然能感受到更深处水源的润泽和大地沉稳的脉搏。
他知道，真正的扎根，从来不是一蹴而就。
但他愿意，就这样一寸一寸，稳稳地，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