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刺破最后一丝夜的残幕，将青石沟从惊悸与忙碌中唤醒。阳光依旧炽烈，却似乎驱不散空气中弥漫的消毒水气味、艾草焦烟，以及那无形却更加沉重的紧张感。
地区防疫站的方医生带领的队伍，如同高效的精密仪器，在黎明前完成了第一轮突击作业。环境消杀组喷洒的白色药雾在晨光中尚未完全沉降，附着在草木叶面、土墙屋檐，形成一层薄薄的、带着刺鼻气味的霜迹。流行病学调查组已经初步完成了对六个已转诊患儿家庭及密切接触者的问询和环境采样，厚厚的记录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健康筛查组则连夜对全村近五十名五到十四岁儿童进行了体温测量和症状问询，幸运的是，除了陈夏下午发现的那两个低热萎靡的孩子（已被要求严格居家隔离观察），以及又新发现的三个有轻微咽痛、乏力症状的儿童（同样被纳入观察），并未再发现新的、符合乙脑典型症状的病例。
这算是一个不算太糟的开端。方医生在村部临时设立的“疫情防控指挥部”（其实就是李支书的办公室）里，召集了所有队员和陈夏、李支书，进行紧急会商。
“初步筛查结果，目前没有发现新的危重病例，这是个好消息，说明我们前期的紧急转诊和灭蚊措施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阻止了疫情在村里的快速扩散。” 方医生语气冷静，但眉头并未舒展，“但是，疫情警报远未解除。那几个已转诊的患儿，最终诊断还未明确；村里还有数名有轻微症状的观察对象；蚊媒密度虽然经过突击消杀有所下降，但并未根除；最关键的是，传染源和传播链尚未完全切断。”
她看向陈夏：“陈夏同志，你记录的那些近期发热病例，包括那些被认为只是‘苦夏’或‘感冒’的，名单给我。我们需要对这些病例进行回顾性调查，看其中是否有被忽略的轻型或不典型乙脑感染者，他们可能是潜在的传染源。”
陈夏立刻将自己整理的名单递上。
方医生扫了一眼，点了点头，对一名助手吩咐：“按名单，挨家挨户回访，仔细询问病史和症状演变，重点问有无头痛、呕吐、嗜睡、颈项不适等表现，必要时可以做个简单的神经系统检查。”
她又转向李支书：“李支书，还需要村里继续全力配合。第一，观察期内所有有症状的儿童和密切接触者，必须严格居家，防蚊隔离，每天两次向筛查组报告体温和症状。第二，爱国卫生运动不能停，而且要更彻底！除了继续清理积水、药物灭蚊，厕所、牲畜圈、垃圾堆放点这些卫生死角，要重点清理和消毒。第三，向所有村民宣传，减少夜间户外活动，必须外出时穿长袖衣裤，使用驱蚊剂（我们带来了一些），发现发热、头痛、呕吐等症状，立即报告！”
李支书连连点头：“方医生放心，我们一定配合好！”
会议简短高效。散会后，陈夏没有离开，他主动向方医生提出：“方医生，我对村里情况和各家各户比较熟悉，可以带队员们去回访和开展宣传工作，效率会高一些。”
方医生看了他一眼，似乎对他这种积极主动、不计前嫌（指处分）的态度有些意外，但很快点了点头：“好，你带两个人，负责东片和北片的回访和宣传。注意方式方法，既要让村民重视，又要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明白。”
接下来的两天，青石沟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准战时”状态。白天，防疫队员和陈夏、赵大山等人穿梭在村巷之间，进行细致的回访调查、健康监测、环境检查和宣传动员。夜晚，村民们在指导下继续点艾熏烟、清理卫生死角，空气中始终弥漫着消毒水和草药混合的复杂气味。
陈夏几乎变成了防疫队的“编外成员”和“本地向导”。他不仅带路，更利用自己对乡亲们的了解和信任，耐心解释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化解一些老人的疑虑和抵触情绪。他还会根据各家各户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些更“土”但有效的辅助防蚊建议，比如在窗户下种几株驱蚊草，用薄荷叶煮水擦拭皮肤等。他的沉稳、务实和那份发自内心对乡亲健康的关切，赢得了防疫队员们的尊重，也让村民们更加理解和配合各项防控要求。
在这紧张有序的防控工作中，一个意外的发现，让陈夏的心再次揪紧。
在对一名两周前曾因“感冒发热”找陈夏看过病的九岁男孩进行回访时，陈夏发现这孩子虽然早已退烧，表面上活蹦乱跳，但仔细询问下，其母亲提到，孩子最近好像“记性有点差”，以前背得滚瓜烂熟的课文现在老忘，做作业也比以前慢，有时候还会莫名地烦躁发脾气。陈夏给孩子做了简单的测试，发现其反应速度和注意力集中程度，确实比同龄孩子略显迟钝。
这难道是……乙脑的后遗症？轻型的或顿挫型的乙脑感染，可能仅表现为类似感冒的症状，但病毒对神经系统已经造成了一定损伤，留下诸如记忆力下降、智力受损、性格改变、运动障碍等后遗症？
他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方医生。方医生非常重视，亲自对孩子进行了详细的神经系统检查，并安排了更专业的评估（通过电话咨询地区医院的神经科医生）。虽然无法当场确诊，但高度怀疑存在神经系统后遗损害的可能。
这个发现，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投入了原本因为未发现新病例而稍显松弛的气氛中。它提醒着所有人，这场疫情的危害，可能远比眼前看到的发热惊厥更加深远和隐蔽。那些曾经被认为只是“普通感冒”的发热，背后可能隐藏着看不见的神经损伤。
方医生立刻调整了策略，要求对所有近期有过发热病史的儿童，无论当时症状轻重，全部纳入扩大监测和随访范围，并加强对家长的健康教育，提醒他们关注孩子病后可能出现的神经系统、精神行为方面的细微变化。
防控工作，因此变得更加细致、也更加漫长。
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严密防控和焦灼等待中，第三天下午，从县医院终于传来了第一批确切的消息。
通过脑脊液检测和血清学检查，最早送去的六名患儿中，有四名确诊为流行性乙型脑炎！另外两名，一名诊断为其他病毒性脑炎，一名病情复杂尚在排查。确诊的乙脑患儿中，两人病情危重，仍在抢救，两人病情相对稳定，但都有不同程度的神经系统损害表现。
消息传来，指挥部里一片沉寂。确诊，既让人心头那块悬着的石头落了地（明确了敌人），却也带来了更沉重的现实压力——乙脑疫情坐实了，而且病情凶险。
“我们的判断基本正确。” 方医生放下电话，揉了揉眉心，脸上没有太多意外，只有凝重，“现在，第一要务是尽全力救治确诊患儿。第二，我们这里的防控措施必须升级，并且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乙脑的潜伏期和传染期都有一定特点，我们前期的措施遏制了暴发，但零星病例和隐性感染的风险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