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辽宁大连港。
晨雾笼罩着繁忙的港口，巨大的船坞轮廓在雾中若隐若现。朱琳披着军大衣站在码头上，海风吹起她鬓角的白发。
刘军拿着保温杯站在她身旁：“媳妇，进屋里去吧，外面风大。”
“再看看。”朱琳的目光落在远处最大的那个船坞上。秦皇岛号战列舰正在进行改装，焊接的火花即使在雾气中也清晰可见。
这是她第二次来到这个港口。第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冬天，东北刚收复，她站在被战火摧毁的码头边对水生说，要在这里建起中国第一支真正的远洋舰队。
十一年过去了。
“走吧。”她拢了拢大衣，“去看看水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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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船坞内，景象壮观。
三百多米长的秦皇岛号战列舰横卧在干船坞中。舰首那座三联装406毫米主炮塔已经拆除，工人们正在安装新型垂直发射系统。
水生从舷梯上快步走下。看到朱琳和刘军，这位海军司令眼睛一亮。
“总指挥！刘军长！”
四个老战友拥抱在一起。熊健、熊伟两兄弟和王辉也从舰上下来——都是当年朱琳从湖南带出来、一九二一年派往德国留学的那二百零二人中的成员。
“水生，头发都白了。”刘军拍着老战友的肩膀。
“你不也一样？”水生大笑，“跟着总指挥从一九二〇年干到现在，快三十年了！”
朱琳看着这些老部下，心中感慨。从智利到德国，从陕北韩城到如今的大连港，这些人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国防建设。
“进展如何？”她问。
水生立即汇报：“秦皇岛号燃气轮机改装完成，试车成功。现在安装垂直发射系统，装载‘鹰击-1’型导弹。预计十天后完成改装，进行海试。”
他指向舰体中部：“原来的副炮全部拆除，换装国产76毫米速射炮和‘红旗-1’防空导弹。电子系统全面升级，安装了上海芯片厂的新型火控计算机。”
朱琳点点头，登上战舰。
舰内景象焕然一新。原来拥挤闷热的轮机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敞整洁的燃气轮机舱。四台燃气轮机卧在减震基座上。
“单台功率四万八千马力。”熊健介绍，“四台总功率超过十九万马力，比蒸汽轮机提升40%。启动时间从四小时缩短到二十分钟。”
朱琳触摸燃气轮机的外壳。这是一九四八年，火种系统即将消失的那个月，她连续三十个昼夜画出的图纸之一。
“可靠性？”她问。
“连续运行三百小时无故障。”熊伟递过报告，“叶片材料用李燕她们搞出来的镍基单晶合金，涡轮前温度达到一千三百度。”
朱琳翻阅报告。这些数字背后，是这个国家工业体系从无到强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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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到垂直发射系统安装区。
甲板上，八个发射井已经焊接完成。每个井深七米，直径八十五厘米。
“一个单元八枚导弹，全舰四个单元共三十二枚。”王辉指着图纸，“射程一百二十公里，速度二点五马赫。一套系统可同时引导四枚导弹攻击不同目标。”
朱琳看着那些精密结构，想起了钱学森——那个她从美国请回来的空气动力学家。一九三六年，钱学森刚到韩城时，条件简陋。但当她拿出导弹基础理论时，那位年轻科学家的眼睛亮了。
“钱教授在哪？”她问。
“在甘肃试验场。”水生回答，“‘鹰击-2’型在测试，射程二百公里，主动雷达制导。他说年底前可以定型。”
从“鹰击-1”到“鹰击-2”，每一步都是技术人员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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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港口食堂。
简单的四菜一汤，大家吃得很香。水生讲起这些年：一九三九年航母船坞建成，一九四〇年辽宁舰龙骨铺设，一九四三年首艘战列舰下水，一九四五年在太平洋与日本海军交锋……
“最险的是四五年八月。”水生放下筷子，“辽宁舰编队遭遇日本两艘战列舰、四艘重巡。打了六小时，击沉一艘，重伤一艘，咱们损失十一架飞机。”
“飞行员呢？”刘军问。
“跳伞的都救回来了。”水生说，“潜艇一直在外围待命。总指挥说过，飞机可以再造，飞行员一个都不能少。”
朱琳静静听着。报告写得简单，亲历者说起来字字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