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我们的底牌，”刘军对林振华说，“对外只卖简化版，最好的必须留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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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底，哈尔滨药厂正式投产。
从韩城运来的设备安装调试完毕，第一批青霉菌株接入发酵罐。七十二小时后，第一批青霉素原液产出。
“纯度99.2%！”质检员报出数据时，声音都在颤抖。
车间里爆发出欢呼声。这意味着，中国的青霉素生产能力翻了一番。
就在药厂投产的第二天，一位特殊的客人到访——亚历山大·弗莱明。
这位盘尼西林的发现者，在韩城医学大会后没有立即离开中国，而是辗转来到哈尔滨。
“朱总司令，”弗莱明开门见山，“我的盘尼西林还在实验室阶段，您的青霉素已经量产。我请求……与您合作。”
朱琳看着这位年过六旬的科学家，心中感慨。历史上，弗莱明的发现要等到1943年才能量产，而现在，这个进程被提前了三年。
“可以合作，”朱琳说，“您提供理论基础和后续研究方向，我们提供生产技术和资金。利润分成……您占两成。”
弗莱明毫不犹豫地点头。他很清楚，没有中国的量产技术，他的发现可能还要在实验室里沉睡多年。两成利润，已经是意外之喜。
更重要的是，通过合作，他能接触到中国独特的中西医结合理念——这在韩城大会上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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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哈尔滨药厂投产，青霉素月产量突破五十万支。不仅供应中国军队和百姓，还通过秘密渠道，运往欧洲反法西斯战场。
在苏德战场，在西欧抵抗运动，在非洲远征军……中国的青霉素拯救了无数生命。
而这些救命药换回的，不仅是黄金和资源，更是国际声誉和技术积累。
“以前是我们求着买外国药，”赵明远在药厂投产仪式上说，“现在，是外国人求着买我们的药！”
台下掌声雷动。
朱琳站在人群中，看着一张张充满希望的脸。
她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
青霉素之后，还会有更多创新。
石墨烯之后，还会有更多突破。
稀土之后，还会有更多战略资源被开发利用。
这个民族，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一点点找回失落的尊严。
而这一切的基础，是教育，是科技，是那一座座不为人知的研究院，是那些日夜奋战的年轻面孔。
窗外，北国的第一场雪悄然飘落。
但在哈尔滨药厂，在韩城兵工厂，在蒙古的研究院……热情如火焰般燃烧。
因为这火焰燃烧的，不仅是一个工厂，一个实验室。
更是一个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