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缅甸北部。
朱琳的专属运输机——一架改装过的轰-4，机身上涂着醒目的红色凤凰标志——降落在临时开辟的野战机场上。舱门打开，一百名穿着朴素军装的政工干部鱼贯而出，为首的是个四十岁左右、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叫顾维民。
杨闻曰亲自到机场迎接。他看着这些大多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心里有些怀疑——这些人真能解决当地民众的敌意问题？
“顾主任，”杨闻曰与顾维民握手，“一路辛苦。我们这里条件简陋，比不了国内……”
顾维民推了推眼镜，微笑道：“杨将军客气了。出发前总指挥专门交代过，我们来不是享福的，是来做事的。”
当天晚上，顾维民就召集所有政工干部开会。没有会议室，就在一棵大榕树下，点着煤油灯。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很明确：让缅甸百姓明白，我们中国军队来，不是为了取代英国殖民者，不是为了掠夺资源，而是为了打日本人，为了帮助亚洲人民摆脱殖民统治。”顾维民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具体怎么做？三点：第一，尊重当地风俗，学习当地语言；第二，帮助百姓解决实际困难；第三，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总指挥说了，我们不是来当救世主的，是来当朋友的。”
第二天，政工干部就分散到各个村寨。他们不穿军装，穿当地人的服饰；不扛枪，背药箱、扛粮食。有人给村民看病，有人帮修房子，有人教孩子识字。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会说缅语——这是出发前在昆明集训三个月的结果。
效果立竿见影。短短半个月，远征军和西北抗日救国军控制区的民众态度开始转变。一个老村长对顾维民说：“英国人在这里几十年，只会收税、抓壮丁。日本人来了，烧杀抢掠。你们中国人……不一样。”
但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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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重庆。
史迪威的办公室里来了个不速之客——英国驻华武官蒙巴顿中将。这位未来的东南亚盟军总司令，此刻脸色不太好看。
“史迪威将军，伦敦方面很着急。”蒙巴顿开门见山，“日军在缅甸的兵力正在向仰光收缩，这是收复整个缅甸的最好时机。为什么远征军按兵不动？”
史迪威摊手：“蒙巴顿将军，你应该知道，远征军的实际指挥权在朱琳手里。我没有权力命令他们进攻。”
“那就让朱琳下令！”蒙巴顿有些激动，“英国需要缅甸！那是大英帝国在亚洲的重要据点！”
“需要？”史迪威冷笑，“需要你们当初怎么丢的？十万英军被三万日军赶出缅甸，现在指望中国人帮你们夺回来，还嫌人家动作慢？”
蒙巴顿被噎得说不出话。史迪威说的是事实——1942年初，英军在缅甸一败涂地，要不是中国远征军拼死掩护，撤退的英军恐怕要全军覆没。
“我会向伦敦报告。”蒙巴顿最后说。
他确实报告了。电报飞到加拿大——丘吉尔和他的流亡政府如今暂驻在那里。这位英国首相看完电报，气得把雪茄狠狠按灭在烟灰缸里。
“中国人……在玩什么把戏？”他问旁边的参谋长。
“首相，据说朱琳坚持稳扎稳打的战术。她认为，贸然进攻仰光，即使拿下来也守不住，反而会把战线拉得太长。”
“她以为她是谁？”丘吉尔恼火道，“告诉罗斯福，我们需要美国施压！”
电报转到华盛顿。罗斯福看着丘吉尔的抱怨，头疼地揉着太阳穴。他知道朱琳的战略有道理——缅甸地形复杂，补给困难，贸然进攻确实风险很大。但英国是重要盟友，面子不能不给。
“给朱琳发报，”罗斯福对马歇尔说，“语气委婉一点，问问她什么时候能发起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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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城指挥部。
朱琳看完罗斯福的电报，笑了。她把电报递给李萍：“你看看，英国人急了。”
李萍看完，皱眉道：“总指挥，罗斯福总统亲自过问，我们要不要……”
“不要。”朱琳摇头，“战场上的事，应该听前线指挥官的。卫立煌、杨闻曰他们在缅甸，最了解情况。英国人隔着半个地球瞎指挥，凭什么听他们的？”
她走到电报机前，亲自口述回电：
“致罗斯福总统：中国远征军已按计划稳步推进，目前正巩固占领区、争取当地民众支持。军事行动须结合政治工作，否则即使占领土地也无法长期坚守。若英方急于收复缅甸，可自行组织部队进攻，我方愿提供必要装备支援。另，请转告丘吉尔首相：中国军队作战，无需外人置喙。——朱琳”
这份电报同时抄送重庆和缅甸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