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务会定在周三上午九点。
消息像长了翅膀，周二就在轧钢厂传开了——技术科那个年轻的李工程师，要动三车间二号轧线的大手术。
“胡闹！简直是胡闹！”
一车间休息室里，易忠海把搪瓷茶缸重重顿在桌上，茶水溅了一桌子。围坐的七八个老师傅，都是各车间的技术骨干，年龄最小的也有四十岁。
“易师傅，您消消气。”二车间的七级锻工老赵递过烟，“年轻人嘛，想出头，正常。”
“正常？”易忠海声音拔高，“那是苏联进口的设备！图纸都不全，他李建国就敢大拆大改？停产三天？五千块钱？他以为这是小孩搭积木呢？！”
“我听说他方案做得挺细。”有人小声说。
“细顶什么用！”易忠海冷笑，“纸上画得再漂亮，到机器上不一定转得起来！咱们这些人，在车间干了一辈子，谁没见过‘理论上完美’的方案，一实施就抓瞎？”
这话引起了共鸣。老师傅们纷纷点头，七嘴八舌：
“易师傅说得对！机器这东西，就得靠经验！”
“他才多大？二十二！摸过几年机器？”
“停产三天，完不成生产任务，年底大家奖金都得受影响！”
易忠海见火候差不多了，压压手：“明天厂务会，咱们这些老家伙得说话。不是为难年轻人，是为了厂里的生产，为了大家伙的饭碗！”
“对！得说话！”
“不能由着他胡来！”
休息室里烟雾缭绕，一张张被岁月和油污刻满痕迹的脸上，写满了对“纸上谈兵”的本能抵触，和对自身经验价值可能被取代的隐隐恐惧。
同一时间，技术科办公室。
李建国正带着科里两个年轻技术员做最后的准备。墙上的挂钟指向晚上八点。
“李工，易师傅他们那边……”技术员小王欲言又止。
“听到了风声？”李建国头也不抬，正在检查润滑系统改造的受力计算。
“一车间休息室下午吵吵嚷嚷的，说要联名反对。”小王担忧地说，“易师傅是八级工，他要带头反对，厂领导也得掂量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