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58年12月27日第三版，半个版面的专题报道：《技术引进中的“洋拐杖”现象值得警惕》。
文章没有点名任何人，但列举了一系列典型案例：某厂进口的“先进设备”实为国外淘汰型号；某项目支付高昂技术转让费，得到的却是过时专利；某些干部盲目崇洋，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笔锋犀利，数据扎实。署名记者正是林秀联系的那位经济部记者。
报道一出，反响强烈。当天上午，林秀办公室的电话就没停过。
第一个打来的是上海纺织局的孙副局长：“林主任，看了今天报纸吗？写得真好！我们系统就有这种事——明明国产细纱机改造效果更好，有些人非要进口德国的！”
接着是攀枝花的老赵：“林主任，这文章说到咱心坎里了！矿上那台苏联提升机，三天两头坏，配件还死贵。咱们自己改的，又便宜又好用！”
最让林秀意外的是，下午她接到了陈老将军亲自打来的电话。
“小林啊，”将军声音洪亮，“报纸我看了，写得好！不过光说不行，得拿出真东西来。你们那个军工轴承，什么时候能上发动机试车？”
“陈老，材料试验已经完成，正在进行装配精度攻关。”林秀如实汇报，“预计明年三月可以拿出第一批样品。”
“太慢！”将军不满，“我给你派个人过去——总装厂的老王，搞了三十年发动机装配。让他帮你们，争取春节前出样品！”
这是雪中送炭。林秀连忙感谢。
但将军话锋一转：“不过小林，你要知道，现在形势复杂。有些人看了报纸，肯定记恨你。要小心。”
“谢谢陈老提醒，我会注意。”
“光注意不够。”将军压低声音，“我给你透个底——明年，苏联专家要撤了。”
林秀心头一震。虽然重生记忆中有这个事件，但亲耳听到确认，还是让她感到紧迫。
“什么时候？”
“具体时间没定，但趋势已经明朗。”将军语气沉重，“咱们很多重点项目都依赖苏联技术支持。人一走，技术就断。到时候，那些天天喊‘苏联老大哥’的人，会是什么嘴脸？”
林秀明白了将军的意思。这是一场危机，也是一次机遇——如果能提前布局自主技术，就能在苏联专家撤离后掌握主动权。
“我明白了，陈老。”她说，“我们会加快军工轴承的研发，同时启动其他关键技术的预研。”
“好！就要有这个志气！”将军赞许，“需要什么支持，尽管说。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帮你们扛点事。”
挂断电话，林秀立刻进入系统空间。
“检索军工技术库，列出所有受苏联技术制约的关键领域。”
光屏展开，清单长长一串：航空发动机、精密机床、特种钢材、电子元器件、化工催化剂……
“按国产化紧迫程度排序。”
清单重新排列。排第一的是航空发动机，第二是数控机床，第三是集成电路。
林秀盯着“集成电路”四个字。重生前的记忆中，中国在这个领域落后了至少二十年。如果能提前布局……
“系统，调取集成电路基础技术资料。”
“警告：该技术保密等级绝密，当前权限不足”
“需完成军工轴承研制并通过验收，方可解锁下一阶段权限”
还得等。林秀深吸一口气，退出系统。
她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吃。眼下最紧迫的，是打好军工轴承这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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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八日，总装厂的老王师傅到了。
这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背有点驼，手上有满老茧，但眼睛亮得吓人。他一进实验室，二话不说就拆开了正在装配的轴承样品。
“这装配间隙，大了。”他用手一摸就得出结论，“至少0.015毫米，超标三倍。”
赵志刚惊讶：“王师傅，我们测出来是0.005啊……”
“你们的仪器不准。”老王从工具箱里掏出一个自制的“手感千分尺”——其实就是个带刻度的弹簧片，“用这个，再测。”
重新测量，果然是0.015毫米。仪器因为长期使用产生偏差，居然没人发现。
“军工产品，容不得半点马虎。”老王板着脸，“每个零件要测三遍，用三种不同方法。记录要双人签字，出了问题要能追到具体人。”
他立下规矩：所有装配操作，必须两人一组，一人操作一人监督；所有测量数据，必须用两种以上仪器复核；所有试样编号，必须能追溯到具体的炉号、批号、操作员。
严格得近乎苛刻。但林秀支持。她知道，军工质量就是这么来的。
在老王指导下，装配精度很快提高到0.003毫米以内。同时，他还带来一套总装厂的“故障树分析”方法——从最终失效现象倒推，找出所有可能的故障原因，一一排除。
“咱们做军工的，不能等出了问题再解决。”老王说，“要在设计阶段就想到所有可能的问题，提前预防。”
这套方法论，对民用技术研发也有巨大价值。林秀让陈明全程学习记录，准备整理成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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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军工轴承攻关进展顺利时，民用推广却遇到了更大阻力。
十二月二十九日，林秀收到七封来自不同地区的告急信。
河北某机械厂：“轴承技术改造被厂领导叫停，说是‘影响生产计划’。”
山西某煤矿：“提升机改造方案被局里否决，要求继续使用苏联设备。”
甚至技术推广中心派出的指导小组，在江西某钢厂被拒之门外：“厂里说不欢迎外人指手画脚。”
不是个案，是全面反弹。
林秀召集紧急会议。会议室墙上挂着全国地图，告急的地区被贴上红标——已经二十三个了。
“很明显，这是有组织的抵制。”李科长分析，“有人串联，统一行动。”
“而且很聪明。”陈明补充，“不直接反对技术，找各种借口——生产忙、没预算、要请示……拖死你。”
林秀沉默地看着地图。红标像伤口一样刺眼。
她知道原因——那篇报道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他们开始反扑了。而且这次不是硬压，是软抵制，让你有劲使不上。
“咱们不能被动应付。”她终于开口，“要变思路。”
“怎么变？”
“既然他们不让咱们进去，那咱们就在外面教。”林秀走到地图前，“在这些地区，找愿意学的工人，办‘地下培训班’。”
“地下？”众人吃惊。
“对。不通过官方渠道，直接联系工人。”林秀思路清晰，“咱们有第一批毕业的学员，他们认识本地工友。通过他们，悄悄组织想学技术的人，找个仓库、车间角落，甚至家里，利用业余时间培训。”
“这……安全吗？”
“所以要谨慎。”林秀说，“小班教学，熟人介绍，不留文字材料。教最实用的技术——轴承修复、设备简易改造、故障快速诊断。让工人学了就能用，用了就见效。”
她想起重生前的记忆：六七十年代，很多技术传播就是靠这种“地下”方式。工人之间口口相传，手把手教，虽然慢，但扎实。
“可是没有经费……”
“不要经费。”林秀摇头，“工人自己凑钱买材料，咱们义务教学。技术推广中心可以提供基础教材——油印的小册子，不署名，不留地址。”
这是真正的“星星之火”。不追求轰轰烈烈，只求实实在在。
“另外，”她补充，“启动‘技术问题热线’升级版。工人遇到难题，可以写信到指定信箱——这个信箱用虚拟地址，信件由可靠人员转交。咱们组织专家解答，同样匿名回复。”
一套完整的“地下技术推广网络”雏形形成了。虽然艰难，虽然缓慢，但这是打破封锁的唯一办法。
会议决定后，林秀亲自编写第一本“地下教材”——《常见设备故障应急处理五十例》。全是实战经验，没有一句空话。
教材油印了一千份，通过第一批学员的秘密渠道分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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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针对郑国安的反击也在悄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