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刀在无影灯下第三次悬停。
零点七秒的迟疑——对普通外科医生来说无关紧要，对庄严而言，是职业生涯从未出现过的异常。
他的左手稳稳握着心脏拉钩，右手的柳叶刀却像被看不见的丝线缠住，刀尖在心室壁上空颤抖。视野里，患者那颗先天性畸形的心脏规律地搏动着，但那些肌理、那些血管走向、那些本应如地图般清晰的解剖结构，此刻正发生着某种诡异的视觉扭曲。
就像在看一张双重曝光的底片。
“庄主任？”一助低声提醒。
庄严闭眼，再睁开。
心脏恢复原状。
刀尖落下，精准切开室间隔肥厚部分。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刚才那零点七秒的空白里，他看见的不是患者的心脏，而是另一幅画面：液氮罐中悬浮的胚胎，基因图谱上37.2%的重合标记，陈砚秋那句“你的供体是丁守义”。
还有三天前，他在千人礼堂说出的那些话。
“吸引器。”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半个调。
手术继续。但监视器上，庄严的心率从平稳的65次/分，悄悄攀升到78次/分。他手腕上的医用智能表检测到皮质醇水平异常升高，屏幕边缘闪过一道极细微的红色警告——这信息只传送到手术室外的主任工作站，彭洁坐在那里，盯着五个屏幕，眉头越皱越紧。
“第三小时四十二分。”她对着麦克风说，声音只传入庄严耳中的骨传导耳机，“患者生命体征稳定，但你的生物指标显示中度疲劳。建议缩短手术时间。”
庄严没有回应。
他的刀正在处理最危险的部分：矫正大动脉转位。这本是他最擅长的手术之一，十年前他就以此术式闻名全国，成功率98.7%。但此刻，他的手指传来一种陌生的麻木感——不是生理性的，是某种更深层的断裂：
这双手，这双被称为“神之手”的手，它的基因有多少是设计的？它的稳定性有多少是预设的？它的成功有多少是写在代码里的必然？
刀尖微微偏移了0.3毫米。
出血。
不多，但足以让所有助手屏住呼吸。二助迅速用纱布按压，三助调整吸引器角度。一助看向庄严——他看见主任的额角渗出细密的汗，在无影灯下闪着冷光。
“小血管破裂，已控制。”一助汇报，语气刻意平静。
庄严点头，但接下来的缝合动作，比平时慢了15%。他在用更谨慎的代价，弥补刚才的失误。手术时间被拉长，麻醉师抬头看了眼时钟，低声和巡回护士说了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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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医院地下二层，旧档案库。
苏茗戴着口罩，在满是灰尘的档案架间穿行。她手里拿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庄严手术前匆匆写下的几个关键词：
“陈砚秋，1985，知情同意书，丁守义，幽灵病。”
旁边还有一串数字：SW-1985-01至17。
十七个罐子的编号。
她停在一排标注“1980-1989·研究项目·非公开”的铁柜前。柜门锁着，但锁孔有新鲜划痕——有人最近打开过。她从白大褂口袋掏出一串钥匙，试到第三把时，锁开了。
柜子里不是文件，而是一台老式微型胶片阅读机，旁边整齐码放着几十个金属胶卷盒。每个盒子上都有编号，但苏茗的目光直接落在最深处那个银色盒子上——它的标签被撕掉一半，残留的字迹是：
“丁氏项目，绝密，阅后即焚（未执行）”
她取出胶卷，装进阅读机。机器发出老旧的嗡嗡声，屏幕亮起灰蓝色光。
第一张胶片：1985年3月12日，项目立项会议记录。与会者七人，丁守诚的名字排在首位，陈砚秋在最后，职务是“伦理监督”。决议栏写着：“批准使用基因编辑技术（CRISPR前代技术）治疗丁氏家族遗传性免疫缺陷（‘幽灵病’），首批实验体名额：17。”
第二张：知情同意书样本。签字处，一个瘦削男人的照片旁，签着“丁守义，自愿参与，知悉所有风险”。照片上的男人二十六七岁，眉眼和庄严有三分相似——不，是庄严有三分像他。
第三张：实验体培育记录。SW-1985-07号，标注“双胞胎B，心脏畸形，终止发育”。但下一张胶片显示，这个胚胎没有被销毁，而是被转移到一个名为“长期观察样本库”的地方。转移签字人：丁守诚。批准日期：1986年1月——那正是李卫国日记中记载“第一批样本异常”的时间。
苏茗感到后背发凉。
她继续滚动胶片。接下来的画面，让她捂住嘴：
1987年，一份题为《基因编辑后代表现跟踪》的报告中，列出了十七个实验体的后续去向。其中SW-1985-07号写着：“已安排领养，家庭背景：医疗系统，可进行长期隐蔽观察。跟踪编号：ZY-01。”
ZY——庄，严。
苏茗的指尖在颤抖。她快速翻到报告最后一页，那里附着几张孩童时期的照片。其中一个五岁左右的男孩，穿着白大褂玩具，正在用塑料听诊器给布娃娃“看病”。照片下的备注：“ZY-01，四岁半，已表现出强烈的医疗兴趣倾向，远超同龄人。基因表达验证：职业倾向性标记（PT-Marker）激活。”
“职业倾向性标记……”苏茗喃喃重复这个词，胃里一阵翻滚。
她想起庄严说过的话：“我之所以成为外科医生——可能都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原来那不是比喻。
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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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进入第五小时。
室缺修补完成，动脉转位矫正完毕，心脏开始自主搏动。监护仪上的波形稳定下来，手术室里所有人都松了口气——除了庄严。
他的刀还握在手里，但眼睛盯着患者胸腔深处某个看不见的点。
“主任，可以关胸了。”一助提醒。
庄严没动。
他在想三天前陈砚秋给的U盘。昨晚他终于打开看了，里面除了项目文件，还有一段录像。1988年拍摄，画面模糊，但声音清晰：
丁守义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他对着镜头说：“如果这个实验能救我们家的人，我这条命值了。但我要你们承诺——如果成功了，如果真的有孩子带着我的基因出生，不要告诉他这一切。让他过正常人的生活，让他自己选择成为什么人。”
画面外，一个年轻的声音问：“但如果他‘选择’了医疗行业呢？您的基因里有很强的医疗天赋标记。”
丁守义笑了，咳嗽着说：“那……那就随他吧。但你要记住，天赋是礼物，不是命运。刀可以救人，也可以伤人。关键不在于手，在于握刀的人心里装着什么。”
录像结束。
最后一个画面定格在丁守义的眼睛上——那双眼睛，和庄严在镜子里看到的，在疲惫时、在沉思时、在手术前凝视自己双手时的眼睛，一模一样。
“庄主任？”麻醉师的声音把庄严拉回现实。
“关胸。”他终于说，声音沙哑。
但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手术台时，意外发生了。
不是医疗事故，是更微妙的事——他的左腿突然一软，整个人向右侧倾斜。虽然立刻扶住了器械台没有摔倒，但这个瞬间的失衡，被手术室里七个人全部看见了。
一片死寂。
庄严站稳，摘下手套。橡胶撕裂的声音在安静中格外刺耳。
“你们继续。”他说，走出手术区，进入消毒通道。
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所有目光。他靠在墙上，慢慢蹲下，双手捂住脸。消毒水的味道钻进鼻腔，混合着某种更深的、铁锈般的恐惧——
这就是阴影。
不是来自外部的攻击，不是赵永昌的阴谋，不是伦理委员会的质询。是来自内部，来自基因深处的疑惧，来自那个问题不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