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编号：GHM-2035-047
课题名称：基因镜像者心理健康评估与社会适应干预模型构建
首席研究员：苏茗（儿科主任医师）
课题周期：18个月
研究样本：已确认的基因镜像者及其直系亲属，目标N=120
伦理批准号：ERB-GT-089（附加条款：禁止任何形式的基因再测序）
苏茗关掉平板上的立项文件，揉了揉眉心。办公室窗外，那株发光树的树冠已经长到三楼高度——从她这个角度望去，正好能看见树梢新抽出的枝条，那些枝条在晨光里泛着珍珠母贝般的虹彩。
课题批下来了。
但她没有一点喜悦。
桌面上散落着七份预访谈记录——这是课题正式启动前，她私下接触的几个家庭。所有文件都用红色笔做了标记，标记的位置惊人地一致：在“主诉症状”一栏。
病例01（女，8岁）：
“妈妈，我昨晚又梦见那个房间了。很多玻璃罐子，里面有小宝宝在游泳。他们睁着眼睛看我。”
备注：患儿无早教机构经历，父母均为普通职员，无医学背景。
病例03（男，11岁）：
“学校里有个清洁工爷爷，他从来不说话。但每次我肚子疼的时候，他都会提前给我热好牛奶放在桌上。他怎么知道的？”
备注：核实该校清洁工，三年前已退休。监控未拍到患儿描述的人员。
病例07（女，6岁，苏茗的女儿）：
“妈妈，我耳朵里有时候能听到树在唱歌。它唱的数字和医院电梯报的楼层一样。”
备注：已录音17段“耳鸣时刻”，音频分析显示特定频率脉冲，脉冲间隔转换为数字后，对应圆周率前300位。
苏茗打开抽屉最深处，取出一个牛皮纸袋。袋子里是她三个月来收集的所有“异常数据”：不是基因序列那些硬科学，而是软性的、边缘的、会被正经学术期刊称为“轶事证据”的东西。
三十七个孩子的绘画——他们都画过同一棵树，树根缠绕着双螺旋。
四十二份梦境记录——其中有十九人梦见过“玻璃房间”。
八段录音——孩子们哼唱的旋律，经频谱分析后竟能转换成简短的摩尔斯电码，解码后是同一句话：“我们在等待”。
最让她不安的是一份手写问卷。
那是她三天前设计的一份非正式调查，只问了五个问题，通过匿名渠道分发给已知的二十个基因镜像者家庭。问题很温和：
1. 孩子是否表现出超常的共情能力？
2. 家庭中是否有未解开的医学谜团（如罕见病、不明原因流产等）？
3. 孩子是否对特定地点/人有“既视感”？
4. 家中是否有多代从事医疗或科研工作？
5. 您是否有时觉得，孩子知道的比他们应该知道的多？
回收了十八份。每一份的第五个问题
其中一个家长在空白处补了一行小字：
“不只是知道。有时候我觉得，不是我女儿看着我，是别的什么人在用她的眼睛看我。”
苏茗把问卷翻到背面。
那里用铅笔轻轻写着一行字，字迹稚嫩，应该是某个孩子偷偷写上去的：
“苏医生，你的课题设计漏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做同样的梦？”
铅笔字三角形，三角形中心有一个小小的螺旋。
这个图案，她在三个地方见过。
李卫国加密日记的扉页。
坠楼少年手术中监护仪闪现的乱码底部。
发光树苗第一片落叶的叶脉分布。
---
上午9:17，第一场正式访谈。
访谈室被特意布置过：墙壁刷成柔和的淡绿色，沙发换成布艺的，所有尖锐的边角都包了防撞条。苏茗甚至调低了顶灯亮度，在角落加了一盏盐灯——心理学论文说，暖色光源能降低受访者的防御心理。
但她面对的第一个家庭，防御心像堡垒。
父亲是程序员，母亲是中学教师，八岁的女儿小雨缩在两人中间，手指紧紧攥着母亲衣角。小女孩很瘦，眼睛很大，眼神却飘忽不定，从不与苏茗对视超过三秒。
“小雨最近睡眠怎么样？”苏茗翻开笔记本——纸质本，不用电子设备，这是她刻意营造的“低科技感”。
“不好。”母亲抢答，“每晚惊醒三四次，说梦见自己在水里呼吸。”
“水里？”
“她说……是营养液。”父亲插话，声音干涩，“绿色的营养液，有很多管子连在身上。她说那些管子是树根变的。”
苏茗鼻尖顿了顿。
“你们带她看过心理医生吗？”
“看过三个。”母亲苦笑，“第一个说她想象力过剩，第二个诊断轻度焦虑，第三个……”她看了丈夫一眼，“第三个私下建议我们带孩子去做个基因检测，说可能是某种罕见的神经发育异常。”
“你们做了吗？”
沉默。
父亲从背包里掏出一份报告，推到苏茗面前。不是基因检测报告——是脑部fMRI影像分析。图像上，小女孩的大脑皮层活动图异常明亮，尤其在颞叶和顶叶交界处，有一块区域的活跃度是常人的七倍。
“医生说这里管记忆和空间感知。”父亲指着那片亮斑，“但小雨从来没去过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家最远只去过三亚。”
苏茗仔细看影像。
亮斑的形状……隐约像一片树叶。不，是叶脉的纹路。
“小雨。”她放柔声音，“你能告诉我，梦里那个房间……墙上有什么吗？”
小女孩身体一僵。
“小雨？”母亲轻拍她的背。
“……数字。”声音细如蚊蚋。
“什么样的数字？”
小女孩不说话了。她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支蜡笔，抓过苏茗的笔记本，在空白页上快速涂画。不是写字，而是画画——她画了一面墙，墙上有很多显示屏，每个屏幕里都跳动着长长的数字串。
她画的数字串，苏茗认识。
那是基因序列的简化编码方式，碱基用数字代替：A=1，T=2，G=3，C=4。这种编码法早被淘汰了，现在都用字母。但苏茗在李卫国的老档案里见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手稿，用的就是这种数字编码。
一个八岁孩子，不可能接触过那些档案。
“还有呢？”苏茗的声音有点抖。
小女孩抬头看了她一眼。
那是苏茗第一次和小雨目光直接接触。小女孩的眼睛很黑，瞳孔深处，在某个角度，会闪过一丝极微弱的金色反光——就像光照在某些昆虫的复眼上。
“墙上还有照片。”小雨说。
“什么照片？”
“很多人的照片。有医生，有护士，有……”她歪了歪头，“有你，苏医生。”
访谈室里的空气凝固了。
“你……确定吗？”母亲的声音变了调。
小雨点头，继续画画。她在墙上画了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女人——短发，戴眼镜，左脸颊有颗小痣。画得很粗糙，但特征抓得很准。
那是二十三岁的苏茗。
研究生毕业照上的样子。
那时她还没结婚，还没生女儿，甚至还没决定专攻儿科。那张照片只存在于她老家卧室的相册里，电子版早就遗失了。
苏茗感觉自己后颈的汗毛竖了起来。
“小雨。”她努力保持声音平稳，“你怎么知道那是我的？”
小女孩放下蜡笔。
她用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平静语气说：
“因为我在那里见过你。”
“我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都见过你。”
---
中午12:43，课题组的第一次危机。
苏茗冲进医院信息科时，彭洁已经在那里了。老护士长抱着手臂站在监控大屏前，屏幕被分割成十六块，每一块都在播放同一段录像——
凌晨三点二十分，儿科住院部走廊。
空无一人的走廊，灯光调到夜间的低亮度模式。然后，靠近消防通道的那扇门，无声地开了。没有人进出，门自己开了三十度角，停了五秒，又缓缓关上。
紧接着，走廊所有的病房门，依序开启。
不是同时，而是有节奏的：从601开始，每隔三秒开一扇，603、605、607……直到尽头621。每扇门都打开相同的三十度角，停留五秒，关闭。整个过程持续了七十二秒，像一场精心编排的默剧。
但监控的时间戳显示，那个时间段，整个楼层的门禁系统日志里，没有任何开门记录。
“物理门锁。”信息科的小伙子脸色发白，“这些都是机械锁，没联网。要开门只能手动扭动门把手，或者……”
“或者有钥匙。”彭洁接话。
“但我们查了钥匙管理记录，昨晚没有人领用儿科楼层的总钥匙。而且就算有钥匙，要在七十二秒内开闭十二扇门，还得在监控里隐身……”小伙子摇头，“除非是鬼。”
苏茗调出病房名单。
601：空床。
603：肺炎患儿，7岁。
605：阑尾炎术后，9岁。
607：坠楼少年（已转入特殊监护室）。
609……
621：小雨。
她切换到621病房的室内监控——医院规定，儿科病房不设室内监控，但走廊对着病房门上方有广角镜头，能拍到门口一小块区域。
凌晨三点二十一分零七秒。
病房门打开的那五秒里，镜头拍到：病床上，小雨坐起来了。她没有看门口，而是看向窗户。窗户关着，窗帘拉着，但她看得很专注，嘴唇在动。
苏茗放大画面，逐帧播放。
唇语专家需要高清正面影像才能解读，但苏茗不需要——她认出了那个口型。太熟悉了，最近在她梦里反复出现：
“它们来了。”
她浑身发冷。
“还有其他异常吗？”
彭洁递过来一张打印纸：“今早检验科的报告。昨晚三点到四点之间，儿科所有住院患儿的血样——包括那些只是备管没打算检测的——全部出现了轻度溶血。不是保存不当，是红细胞自己破裂了，就像……”
“就像受到了某种共振冲击。”苏茗喃喃道。
她想起文献里看过的一个案例：上世纪九十年代，某军事实验用特定频率的声波远距离摧毁了实验室动物的红细胞。频率很特殊，需要与细胞末的固有振动频率共振。
人体细胞的共振频率，是保密的。
但基因相似度极高的个体，细胞的物理性质也会相似。
“把所有患儿的基因匹配度做交叉比对。”苏茗说，“特别是那些出现溶血的孩子。”
“已经做了。”信息科的小伙子调出另一份数据，“十二个病房，九个孩子出现了溶血。这九个孩子的基因，在编号GRM-7的片段上，相似度百分之九十九点三。另外三个没溶血的孩子，相似度只有百分之八十七。”
“GRM-7……”苏茗重复这个编号。
她记得这个编号。在庄严给她的那份“基因镜像者特征表”里，GRM-7被标注为“潜在神经界面相关片段”。当时的注释是：“功能未知，或与跨个体信息感知有关”。
未知。
全是他妈的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