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玲姐一直带着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严格按照你苏技术员的方法来！
现在我们地里的苗成了这样，你不先想想你的方法是不是有问题，倒反过来查问我们是怎么干的？谁知道是不是你那套法子根本不适合我们那片地！”
他巧妙地偷换了概念，将“白玲的曲解和操作”等同于“苏晚的要求和执行”，并将问题的矛头牢牢固定在“方法本身”以及苏晚这个“方法提供者”身上。
苏晚感到一阵深沉的无力感，从胃部缓缓升起。
她可以详细解释每一条技术规范背后的科学依据，可以逐一指出他们操作中可能存在的具体谬误及其连锁后果，但她无法强迫这些已经被失败和愤怒情绪主导的年轻人立刻接受复杂的归因分析，更无法替他们承担因指导者（白玲）蓄意或无知地偏离标准而造成的损失。
技术的逻辑链是清晰而冰冷的，但现实中的责任边界，在此刻却因为信息扭曲、执行偏差和情绪裹挟而变得模糊、粘连，沉甸甸地压向她这个名义上的“技术源头”。
她深吸一口气，压下喉咙口的滞涩，努力让语调保持稳定和客观：“
首先，无论原因如何，看到大家辛勤劳动的成果受损，我心里很不好受。但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找到真实原因。从这些幼苗的症状和土壤初步判断，问题很可能出在播种前的土壤处理、基肥成分或种薯处理这些基础环节，没有达到《要点》上规定的要求……”
“什么狗屁要求！”张建军旁边一个高个子知青忍不住爆了粗口，他满脸通红，
“要求不就是你一张嘴定的吗？现在出了事，你就说是我们没按你的要求做？谁能证明我们没按？白玲姐可以作证，我们每一步都是按她说的来，而她就是按你的法子教的！你这不就是推卸责任吗？！”
“对！就是推卸责任！”其他人跟着鼓噪起来。他们或许并非全无怀疑，但在当下的挫败感和对作为直接带领者的白玲下意识的维护下，更愿意相信是“方法有问题”或“苏晚指导不力”，而非承认自己可能被错误引导或执行走样。
苏晚沉默了。阳光晒在她的背上，军绿色外套下的棉布衬衫已被汗水微微浸湿。
她手里有详实的技术手册，有旁边这片示范田郁郁葱葱的成功佐证，有完整的科学原理支撑。但她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去公开证明白玲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是如何“灵活”地篡改、简化甚至违背了那些标准。
在没有录音、没有第三方详细监督记录的情况下，任何对白玲操作不当的直接指控，在对方高举“积极拥护”和“严格执行”旗帜的情况下，都很容易被反弹回来，被曲解为技术负责人“推诿塞责”、“打压同志积极性”，甚至升级为“知青内部不团结”的政治问题。
这种明知道症结所在，却囿于现实规则和复杂人际而难以直言、有口难辩的憋闷，比面对曹大爷们那种坦率的、基于经验的沉默抵抗，更让她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窒息和无奈。
技术的无力感，第一次如此真切而尖锐地袭来。它就像一把精心锻造的犁铧，或许可以凭借锋刃和设计破开最坚硬的物理性冻土，却在面对那些由人性弱点、信息壁垒、权力曲解和情绪洪流层层包裹、缠绕而成的“冻土层”时，显得如此笨拙，甚至可能伤及自身。
“这样，”苏晚在令人压抑的沉默和对面充满敌意的注视中，最终开口，声音依旧平稳，却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我下午会去你们的地里，做一次详细的现场勘查。一寸一寸地看，结合你们的回忆，尽量把可能的原因找出来。现在当务之急，是看看还有没有挽救的余地，比如有没有相对健康的苗可以重点保护，或者是否需要补种……”
“补救？说得轻巧！”张建军嗤笑一声，眼神里充满了不信任和嘲讽，
“等你慢悠悠地查清楚，再想出办法，地里的苗早死光了！我们的工分、今年的收成，谁给补？你给补吗？”
他不再给苏晚说话的机会，狠狠瞪了她一眼，朝着地上那堆病苗啐了一口，并未真的吐痰，但姿态十足，然后猛地一挥手：
“跟她说不清楚！走！咱们找连里领导说理去！不能让咱们白干！”
他带着一群愤愤不平的知青转身离去，脚步声杂乱而沉重，扬起小小的尘土。田埂上，只留下苏晚和孙小梅，以及那堆被遗弃的、已经开始散发微弱腐烂气息的病苗。
春风依旧吹拂着，带来远处示范田里健康幼苗微微摇曳的沙沙声，那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嫩绿。
而另一头，视线可及之处，是白玲负责的那片田里斑驳的枯黄与裸露的泥土，以及空气里隐约飘来的、由失败、抱怨和推说共同发酵出的压抑气息。
丰收的果实尚未凝聚，失败的责任与诘难的荆棘，却已迫不及待地越过了纯粹技术的边界，缠绕而上，压在了她的肩头，试图将她拖入泥淖。
苏晚缓缓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混杂着新生植物的清甜、黑土地的芬芳，以及那丝无法忽略的、从脚下病苗和远方田块飘来的、令人不安的衰败气味。
她知道，推广之路上的荆棘丛，比她最初预想的，还要茂密，还要坚韧，那些尖刺上涂抹的，有时并非直白的恶意，而是扭曲的“拥护”、偏差的“执行”，以及随之转嫁而来的、模糊却沉重的“责任”。
前路，需要更清醒的头脑，更坚韧的神经，以及或许，一些超越技术范畴的智慧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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