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这么搞，还不是为了打仗？钱从咱们身上出呗！”
“话也不能这么说，不打匈奴，他们打进来，咱们更惨。只是这盐铁官卖，苦了咱们这些小民和那些原本靠这个吃饭的人。”
“听说关东那边，去年还因为盐的事儿闹过事呢……”
百姓的议论声中，有无奈，有理解，也有不满。盐铁专卖在增加国库收入的同时，也确实带来了物价上涨、质量下降、民间就业受冲击等问题，并催生了“私盐”这一地下经济与犯罪领域。
唐，长安城，宫廷与市井。
李世民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重臣仰观天幕，神情专注。唐代盐法经历了变化，前期较为宽松，安史之乱后财政困难，才逐步加强专卖，力度甚至超过汉代。
房玄龄抚须道：“汉武盐铁之议，其来有自。非常之需，行非常之政。然其流弊，亦不可不察。官营之弊，在于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层层加价，最终负担转嫁于民。且易滋生贪腐，官商勾结，垄断之害，甚于豪强。”
杜如晦点头：“更关键者，在于‘私盐’因此而生。利之所在，民不畏死。严刑峻法，恐难尽绝。私贩之徒，为避追查，往往结成团伙，携带兵刃，对抗官府，渐成治安之患。中晚唐以来，黄巢、王仙芝之徒，其初多有与私盐贩运相关者。”
魏征语气严肃：“陛下，天幕所示，正是警示。治国者，取民之财，需有度，需有道。盐铁之利虽厚，然竭泽而渔，或驱民为‘私’，终非长治久安之策。我朝立国，赋役从轻，与民休息，方有贞观之治。后世若因财用不足而效汉武之法，尤需慎之，当思如何既能富国，又不伤民本。”
李世民深以为然：“众卿所言，皆老成谋国之论。盐铁之政，关乎国计民生，不可不慎。我朝当前盐法，仍许民间经营，官收其税，此制尚可。然需加强管理，平抑盐价，保证质量，尤其要防止地方豪强操纵市场。至于未来……若真有国用艰难之时，需行专卖，亦当吸取汉唐教训，力求制度周密，减少弊端，严惩贪腐，并时刻体察民情，勿使百姓因盐铁而困顿，更勿使良民因求生而沦为‘私贩’罪人。”
他随即下令，让户部、盐铁转运使（如有）等部门，详细评估现行盐铁政策利弊，思考如何优化，并加强对盐业生产、运输环节的监管，既要保证朝廷税收，又要尽可能减轻百姓负担，抑制“私盐”滋生的土壤。
街头百姓的议论则更为直接。
“原来‘私盐’是从汉朝就这么来的！”
“咱们现在吃盐，还算便宜，听说前朝（隋）末年，盐价飞涨，斗米换不来升盐！”
“官府管着也好，总比让那些大商人完全把控，想卖多贵卖多贵强。就是有时候官盐质量……”
“你没听天幕说吗？后来官府管得严了，盐价就上去了，还逼出好多‘盐枭’（武装私盐贩子），都是被逼的！”
“是啊，活不下去，只能铤而走险。朝廷打仗要钱，最后还是老百姓出。”
宋，汴梁城。
赵匡胤、赵普与三司使（主管财政）等官员观看天幕，面色凝重。宋朝继承和发展了中晚唐以来的盐茶专卖制度，且更加严密复杂，盐利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支柱，但“私盐”问题也始终是心头大患。
赵匡胤叹道：“汉武开源之策，影响果然深远。我朝盐法，较之汉唐，更为精密，然‘私盐’之患，似乎并未稍减。”
赵普道：“陛下，此乃人性与利益使然。官盐有税课、有运费、有官吏层层盘剥，成本高昂，故定价必高。私盐无此负担，其价可低，纵然品质或有参差，百姓为求便宜，往往趋之。此所谓‘价差’驱动。虽有严刑，难禁小民零星私贩；至于豪强巨贾组织武装私运，则更为棘手，常与地方胥吏、甚至军将勾结，难以根除。”
三司使补充：“尤其是我朝行‘钞引’之法（盐商向官府购买盐引，凭引支盐销售），本为控制，然盐引本身亦成商品，被囤积炒作，盐价更增波动。加之各地盐价不一，跨区域私运（即“侵销”）利润极高，虽划区销售，仍防不胜防。”
赵匡胤眉头紧锁：“如此看来，盐政之难，在于平衡。朝廷需盐利以养兵、俸官、治国，此乃现实。然取利过度，则伤民滋私。可有良策？”
赵普沉吟：“或可从几方面着手：一者，简化盐政，减少中间环节与官吏中饱，降低官盐成本，缩小与私盐价差。二者，因地制宜，对于某些偏远或官盐难以覆盖之地，可特许某些民间力量在严格监管下经营，或实行‘盐粮交换’等灵活办法。三者，严厉打击大宗、有组织的武装私贩，尤其要切断其与官府、军队的勾结。对于为生计所迫的小民零星私贩，或可酌情从轻，以疏导为主。”
赵匡胤点头：“可令三司、户部详议，草拟盐法改良之策。总要以‘国用不乏，民食不匮’为目标。至于天幕所示，当使户部、盐铁司官员共观，深以为鉴。”
汴梁街头的百姓，对“盐”的话题更是敏感。
“盐引！盐引！又涨价了！”
“听说江淮那边的私盐，比咱们这的官盐便宜快一半了！”
“便宜有什么用？抓住了要刺配充军！听说最近查得严，运河上晚上都有官兵巡逻。”
“那也是没办法，朝廷养着那么多禁军，钱从哪来？还不是从盐茶酒这些上头来？”
“咱们小老百姓，只求能吃上不太贵的盐就行了。”
明，洪武年间，南京。
朱元璋看得极为认真。明朝建立后，他鉴于元末盐政败坏、盐枭横行，建立了更为严格的“开中法”和“纲盐法”相结合的盐业控制体系，盐税同样是财政命脉。
“哼！盐铁之利，岂容私人擅专！”朱元璋对朱标和群臣道，“咱起兵时，就深知盐贩之中有豪杰，亦有蠹虫。张士诚不就是靠贩私盐起的家？所以，这盐务，必须牢牢抓在朝廷手里！”
他指着天幕：“汉武这法子，大方向没错！关键是怎么管好！官营盐场，不能养一堆废物贪官！盐价，不能定得太高坑害百姓！那些私盐贩子，有一个抓一个，特别是那些结成伙、有兵器的，跟造反无异，更要狠狠打！”
朱元璋对盐政有着自己的一套想法：“咱定的‘开中法’，让商人运粮到边关，换盐引，再去盐场支盐来卖。这既解决了边防军粮，又控制了盐的流通，比汉朝那会儿更进了一步。但是，”他语气转厉，“弊，运输不得夹带私盐！户部、都转运盐使司，还有巡盐御史，都给咱瞪起眼来！谁敢在盐政上动手脚，贪墨或纵容私盐，咱剥了他的皮！”
他又想到百姓：“当然，官盐要保证供应，质量也不能太差，价格要公道。不能让老百姓因为吃不起官盐，被逼着去买私盐，那咱这朝廷就有问题了。工部，要督促盐场改进煎煮之法，提高出盐率，降低成本。”
朱标及户部官员连忙记下。明朝的盐政，在朱元璋的强力掌控和具体设计下，初期取得了较大成功，为帝国提供了稳定财源，但其中弊端与“私盐”问题，亦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显现，天幕的揭示，无疑给朱元璋敲响了要持续严厉监管的警钟。
清，顺治年间，北京。
武英殿前，多尔衮、孝庄太后及户部、盐政官员一同观看。清初为稳定局势，基本沿袭明末盐法，但战乱之后，盐政废弛，私盐猖獗，盐课收入大减。
多尔衮面色沉静，心中却在飞速盘算。清朝要立足中原，必须尽快恢复财政，盐税是重中之重。天幕揭示的盐铁专卖历史，让他更加认识到控制这一资源的重要性。
“盐政之要，在于得人，在于执法。”多尔衮缓缓道，“前明盐法本密，然明末官贪商弊，私盐横行，盐课虚悬。我朝当大力整顿。首要者，选派干练忠诚之员担任盐政官吏，彻底清查各盐场、盐引积弊。其次，整顿盐商，重新核定盐引，淘汰不法奸商，扶持守法商人。再次，严厉缉私，尤其要打击大规模武装私贩，各地督抚、驻军需协力配合。”
范文程补充道：“摄政王明见。此外，或可酌量减轻部分地区盐税，降低官盐成本与售价，以缩小与私盐价差，使民乐食官盐，私贩自然减少。此所谓‘疏堵结合’。”
孝庄太后道：“盐乃百姓每日所需，朝廷取利，亦需体恤民艰。盐价务必平稳，不可因整顿而骤增，反失民心。”
顺治小皇帝在旁聆听。多尔衮随即下令，以户部、盐政衙门为主，立即着手制定详细的盐政整顿方案，并加强缉私力量，务求在短期内增加盐课收入，同时稳定盐价，遏制私盐。
天幕已隐，但“盐铁专卖”与“私盐”这两个纠缠了千年的命题，却沉重地压在万朝时空无数人的心头。统治者看到了一个看似高效的财源，也看到了随之而来的治理难题、社会矛盾乃至叛乱风险；管理盐政的官吏看到了权力与利益的诱惑，也看到了严格执法的压力与风险；盐商灶户看到了特许经营的可能暴利，也看到了政策变动与官府盘剥的阴影；而最广大的百姓，则直观地感受着盐价的高低、盐质的优劣，并在官盐与私盐之间，做着艰难而现实的选择。
盐，这一白色的结晶，因其不可或缺，成为历代王朝财政汲取的重要载体，也因其利润丰厚，催生了延绵不绝的合法与非法博弈。天幕揭开的，不仅仅是一段西汉的财政改革史，更是贯穿帝制时代、关乎国计民生的一个永恒难题：如何在国家需要与民生福祉之间，在垄断利益与市场活力之间，在法令威严与生存现实之间，找到那个微妙而脆弱的平衡点。而“私盐”的存在，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这个平衡是否已然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