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难得收起嬉笑，略一沉吟，道：“陛下，臣以为，礼法如器，用之贵在得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使婚姻郑重，免于轻率，亦使家族门户得其所宜。然若如天幕所示，苛至男女平日不得交谈，有情亦不可自通，则近乎窒塞人情，反易滋生怨旷与伪诈。窃以为，礼制当为疏导人情、安定家国而设，非为压抑人性而立。我朝去古未远，观《乐府》歌诗，男女相悦之辞犹存，可知圣王之道，亦重人伦之和乐。”
刘彻颔首：“曼倩此言，颇合朕意。礼法不可废，人情亦需体恤。婚姻大事，自当遵父母之命，有媒妁之证，以全礼制，定名分。然男女之间，亦需有合礼之交际，如乡射、社饮、节庆之时，使青年男女得见其仪容举止，父母媒妁亦有所观察依据，岂不两全？一味严防死守，反失‘风化’之本意。”他心中所想，是既要维护儒家倡导的伦理秩序以巩固统治，又要保持社会一定的活力与和谐。汉初去古较近，礼法约束相对后世理学时代，确实留有更多弹性空间。
**唐，长安，东西两市及曲江畔。**
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妇女地位相对较高，男女交往限制较少。天幕所示内容，在多数唐人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甚至颇为压抑。
“哎呀，后世女子竟这般不自由？连与男子说句话都不成？”一位头戴帷帽、身着艳丽胡服与条纹裤的仕女，在侍女陪同下逛西市，看到天幕，忍不住惊呼出声。
旁边卖首饰的胡商笑道：“娘子说的是。咱们长安，上元、清明、踏青、曲江宴，哪次不是男女同游，士女如云？便是平日里，女子骑马射箭、打马球、逛市集，也是常事。若按天幕所说，岂不闷煞人！”
酒肆中，几名文人正在饮酒，话题也转到天幕上。
“程朱理学？未曾闻也。观其主张，将‘男女之防’抬到‘天下第一大防’的地步，实在迂腐！”一个中年文士摇头，“我大唐开国，气象恢弘，男女之别虽有，然重在礼敬，非在隔绝。女子才学出众者，可吟诗作赋，可参与社交，甚至有女主临朝（指武则天）。婚姻之事，虽仍重门第，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男女双方在定亲前，往往也有机会相见，或通过诗文书信略通情愫，并非全然盲婚哑嫁。”
另一年轻士子笑道：“正是。白乐天诗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那是文学渲染。实际上，若非有一定程度的社交，如何能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叹？天幕所言后世情形，恐是理学大兴后之极端状态，非我大唐之风貌。”
也有持重者表示：“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终究是正理。若无此约束，任由男女私相授受，易启淫奔之风，坏乱纲纪。我朝风气虽开，然礼法大节仍在。只是这‘防’的尺度，确比天幕所示后世要宽许多。”
皇宫之中，武则天（假设此时在位）与上官婉儿等女官一同观看。武则天冷笑一声：“将女子禁锢于深闺，视男女交接如洪水猛兽，此乃庸夫怯懦之见，亦是压制女子才智、巩固男权之手段。朕主天下，用女官，设内教坊，何尝因男女之别而废事功？婚姻之事，固需礼法，然若全然无视女子意愿，与买卖器物何异？后世理学如此苛酷，实非国家之福。”她虽也利用儒家礼法维护统治，但其个人经历与执政风格，无疑是对极端“男女大防”观念的挑战。
**宋，汴梁，程氏书院及街头。**
北宋中叶，理学开始兴起，但尚未成为压倒性的官方意识形态。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影响渐广，他们对“天理人欲”、“男女大防”的论述，正与天幕所言趋势相契合。
某处书院内，程颐正为弟子讲授《易传》，天幕显现，师生暂停讲学观看。看到“程朱理学”字样及其对“男女之防”的强调，程颐面色沉静，微微颔首。
有弟子疑问：“先生，天幕所言后世‘男女之防’极严，乃至婚姻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禁止男女自相交往，此是否合乎圣人之教？”
程颐正色答道：“圣人制礼，本为坊民之淫，定民之志。男女之别，乃人伦之大防，乾坤之大义。女子当居内守静，男子当主外立业。若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苟合私通，则是灭天理而穷人欲，禽兽之行也。故‘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非仅指寡妇再嫁，亦指女子当谨守闺门，不使一念之差，玷污清白。婚姻大事，关乎宗祀、门风，自当由父母深思熟虑，媒妁往来沟通，岂容小儿女私情做主？天幕所示，正是正本清源之道。”
另一弟子或许心中有所触动，低声问道：“然则，若男女双方本无情意，全凭父母媒妁撮合，婚后岂不怨偶？”
程颐肃然道：“夫妇之道，以敬为主，以义相合。情生于敬，义重于情。婚前本不应有情，婚后恪守本分，相敬如宾，自然家道和顺。若婚前便生情愫，已是落入人欲，根基不正，婚后必生嫌隙。尔等当谨记，修身齐家，首在窒欲存理。”
众弟子凛然受教。理学强调的“存天理，灭人欲”，在婚姻领域具体化为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绝对尊崇和对“男女私情”的彻底否定，这在天幕的印证下，更显得理所当然。
然而，汴梁街头，普通市民的反应则更为多样。商品经济繁荣的宋代城市，市民生活丰富，瓦舍勾栏中男女同乐的情景并不罕见。不少人对天幕描述的极端状况感到讶异。
“乖乖，以后会管得这么严？那咱们看相扑、听说话（说书）时，男女混杂，岂不是都犯了忌讳？”一个茶博士嘀咕。
“理学家的话，听听也就罢了。咱们小门小户，儿女婚事，自然要父母做主，请个媒人说道，这是老规矩。可要说平日里儿子女儿完全不能跟异性照面说话，那也不现实。坊巷里住着，总要打交道。”一个经营绸缎铺的店主说道。
“就是，穷人家女儿还要出门帮工、做买卖呢。不过，私下相好、私定终身，那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正经人家，还是要走明媒正娶的路子。”一个老妇人总结道。在宋代，理学观念开始渗透，但社会实际生活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主流且日益强化的规范，可民间尤其是市民阶层，仍保留着一定的灵活性和实际考量，并未立刻达到天幕所示理学鼎盛时期的极端状态。
**明，南京/北京，深宅与坊间。**
程朱理学在明代被奉为官学，影响深入社会各个层面，“男女大防”之严，较之宋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天幕所示内容，对许多明人而言，正是他们身处其中的现实。
某官宦之家后宅，老夫人正教导待字闺中的孙女女红与《女诫》，天幕显现，祖孙一同观看。
老夫人指着天幕道：“瞧见了？这便是天理正道！男女七岁不同席，不共食，不杂坐。你平日里连二门都不许轻易出，更别说见外男了。将来你的婚事，自有你父母与我为你做主，请了稳妥的官媒，寻那门当户对、品行端方的郎君。万不可学那些没廉耻的，私下传递什么诗词信物，那是自毁名节，连累家族！”
少女低头应“是”，目光却忍不住飘向天幕上那个“邻村小芳”的模糊身影，心中一片茫然。她或许读过《牡丹亭》，为杜丽娘之情所感，但在现实礼法的高墙下，那只能是心底一丝不可言说的涟漪。
街头巷尾，百姓的议论则更贴近生活实际。
“媒妁之言？那是当然！没有王婆、张妈这些官媒私媒牵线，两家怎么结亲？难不成让小子丫头自己满街去找？”一个市井男子道。
“话是这么说，可有时候媒人嘴，骗人的鬼。为了那点谢媒钱，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全信她们，也容易吃亏。”一个经历过儿女婚事的妇人抱怨。
“那能怎么办？规矩就是这样。自家父母眼光也未必准，但总比让孩子自己胡来强。私奔？那真是把祖宗的脸都丢尽了，在乡里都抬不起头。”另一个老者叹道。
也有胆大的年轻人私下嘟囔：“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戏文里不也多的是才子佳人后花园私定终身？虽说不合礼法，可那份情意……唉。”
朝廷之中，礼部官员对此深以为然。维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是稳定社会基础细胞（家庭）、维护纲常名教、防止“淫佚之风”蔓延的重要手段。法律也明文支持和保护这种婚嫁程序，打击“和奸”、“拐带”等行为。天幕的揭示，在他们看来，正是重申了这项基本国策的重要性与正确性。
**清，北京，旗人社区与汉人街巷。**
清朝满汉杂处，初期满族社会风俗与汉族有异，对男女之防不如汉族严格。但入关后，清廷主动吸收儒家礼法以巩固统治，程朱理学仍是官方意识形态，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范也被强力推行，并在满汉交融中产生微妙变化。
一位满洲都统看完天幕，对身边汉人师爷道：“这‘男女大防’、‘媒妁之言’，你们汉人讲究是真多。早年在关外，咱们的儿女婚事，虽也尊父母之意，但年轻人在跳萨满、赶山场的时候，自己看对眼了，回家告诉阿玛额娘，请个中人（类似媒人）去说合，也是常有的，没那么多避忌。”
师爷赔笑道：“大人，入关随俗，渐染华风。如今朝廷提倡理学，讲究礼教，这婚姻大事，自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正理。旗下子弟，也当渐习此道，方显天朝教化。”
都统摇摇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就是觉得太憋闷了些。不过，既然皇上和太后都尊孔孟，咱们也跟着学便是。只是这媒人，可得找靠谱的，别光听嘴上抹蜜。”
汉人聚居区，情形与明时相仿，礼教约束依然森严。不过，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加剧，在某些地区、某些阶层（如商人、市民），实际执行中也可能出现松动，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作为公开的、正确的婚姻形式，其地位不可动摇。
天幕已隐，但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讨论与思考，却在万朝时空中持续发酵。各时代的人们，依据自身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生活经验，对此有着或认同、或质疑、或无奈、或抗争的不同反应。这道横亘在无数青年男女婚姻道路上的礼法门槛，既是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承载着个体情感的压抑与悲欢。天幕的揭示，如同一颗投入历史长河的石子，激起了关于礼法与人性、家族与个人、秩序与情感之间永恒矛盾的层层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