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未散，沈家沟的土路上已经踩出了一串深深的脚印。
沈知秋走在最前面，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里面装着全家人的希望——准考证、两支灌满墨水的钢笔、母亲连夜烙的玉米饼，还有一小包炒黄豆。她走得很稳，每一步都踏在积雪最硬实的地方，为身后的人开路。
“秋儿，慢点走。”沈建军喘着气跟上来，肩上扛着两个行李卷，“到县城还有二十里地呢，别一开始就把力气用光了。”
沈知秋回头看了一眼。队伍拉得有些长——大哥沈卫国搀扶着王建国，这个三十岁的老知青腿上有旧伤，在雪地里走得吃力；二哥背着大部分行李；三哥沈建设走在最后，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像在部队里执行任务。
更远处，李大柱和另外三个备考青年也跟了上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紧张与期待。
“按现在的速度，中午前能到。”沈知秋估算着，“我们每走五里休息一次，喝口水，吃口饼。保持体力最重要。”
“听知秋的。”王建国抹了把额头的汗，“她比咱们都有数。”
队伍继续前行。雪后的田野白茫茫一片，远处的山峦隐在雾气中，整个世界安静得只剩下踩雪的咯吱声和沉重的呼吸声。这是1977年12月9日的清晨，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正从无数个这样的村庄出发，走向可能改变命运的考场。
沈知秋看着前方蜿蜒的土路，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前世记忆里截然不同的画面——那一年，只有她一个人离开了沈家沟，带着赵志刚家“施舍”的推荐名额，头也不回地走了。三个哥哥站在村口目送她，眼神里有羡慕，有失落，却唯独没有怨恨。
“这一世不一样了。”她在心里轻声说。
“秋儿，你在想啥？”沈建军凑过来，压低声音，“是不是担心赵志刚那小子使坏？”
沈知秋摇摇头：“考场在县一中，有教育局的人监考，他手伸不了那么长。我担心的是——”
她话没说完，身后传来一声惊呼。李大柱脚下一滑，整个人朝路边的沟里栽去。
“小心！”沈建设反应最快，一个箭步冲过去拽住了李大柱的衣领。
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人拉上来，李大柱的棉裤湿了一大片，冻得直打哆嗦。
“这样不行。”沈知秋当机立断，“建设哥，你把备用裤子给他。大家把行李重新分配，体力好的多背些，受伤的、年纪大的尽量轻装。”
她说着，从自己挎包里掏出两个玉米饼，塞给王建国和李大柱：“先吃点东西，保持体温。”
“知秋，那你……”李大柱有些不好意思。
“我年轻，抗得住。”沈知秋笑了笑，“咱们八个人是一个集体，必须全部安全抵达县城。”
重新整队后，队伍的速度慢了些，但更稳了。太阳渐渐升高，雪地反射着刺眼的白光。沈知秋从挎包里拿出几块深蓝色的布条——那是她从旧衣服上裁下来的。
“遮在眼睛
这个细节让所有人都愣了愣。王建国接过布条，感慨道：“知秋，你这心思太细了。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压根没想到这茬。”
“前世吃了太多亏，这一世不能再输在细节上。”沈知秋在心里回答，嘴上却说，“书上看的。极地探险队都用这法子。”
上午十点，他们终于看到了县城的轮廓。灰扑扑的城墙，低矮的房屋，但在这些农村青年眼中，已经是“大地方”了。
“到了到了！”沈建设兴奋地指着前方，“看，那是不是县一中的红旗？”
果然，远处一面红旗在风中飘扬。所有人的脚步都不由自主地加快了些。
“别急。”沈知秋却叫住了大家，“我们先找住的地方。”
这是她早就计划好的——提前一天到，熟悉环境，调整状态。前世她吃了亏，考试当天才匆匆赶来，结果找不到住处，在车站蹲了一夜，第二天头昏脑涨地上考场。
县城很小，只有两条主街。因为高考，招待所早就住满了。他们连问了三家，得到的都是摇头。
“要不……去汽车站候车室凑合一晚？”李大柱提议。
沈知秋没说话，目光在街上搜寻。突然，她眼睛一亮——街角有个“红星澡堂”的招牌。
“跟我来。”
澡堂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大爷，正靠在门口晒太阳。见一群人过来，摆摆手：“住满了住满了，这几天全是考生。”
“大爷，我们不住宿。”沈知秋上前，从兜里掏出两块钱——这是她最后的积蓄，“我们想租您澡堂的大厅，就打地铺睡一晚。这钱是押金，保证不弄坏东西，明天一早就走。”
老板愣住了。他开澡堂这么多年，第一次见这种要求。
“大爷，我们都是农村来的考生，实在没地方住了。”沈卫国憨厚地补充道，“您行行好，给我们个遮风挡雪的地方就成。”
也许是看这群年轻人确实不容易，也许是那两块钱起了作用，老板最终点了点头：“行吧。但咱说好，晚上十点澡堂关门，你们才能进来。早上五点就得走，不能影响白天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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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爷！”八个人齐声道谢。
住处有了着落，大家的心都落了下来。沈知秋看了看日头：“现在十一点半。我们去县一中看看考场，然后回来吃午饭，下午最后温习一遍错题本。”
县一中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考生。有穿着军装的知青，有戴着眼镜的教师，有满脸风霜的工人，还有像他们一样从农村赶来的青年。年龄参差不齐，从十六七岁到三十多岁，但每个人眼中都燃烧着同样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