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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婷，”她忽然用这个新名字叫我，语气认真了些，“杨哥交代过，咱们只管带客，把客人引到包厢，就算完事。
不该看的别多看，不该问的别多问。
遇到难缠的，退一步，别硬碰，记得喊人。
“我明白。”我轻声应道。
我明白那道无形的界限——我是站在门口的“领位”，是这场所光鲜的“门面”之一，而她们，是里面灯光下的“内容”。我必须、也只能站在界限的这一边。
时间滑向凌晨，喧嚣的浪潮逐渐退去，音乐换成了舒缓的蓝调。
双腿早已麻木，脸上的笑容也已凝固成一张僵硬的面具。
我趁机去了趟洗手间。
镜子里的人，妆容还算完好，但眼神已经有些涣散，精心涂抹的口红也淡了不少，露出原本有些苍白的唇色。
我拧开水龙头，用冷水狠狠扑了几下脸颊。
冰凉的水珠带来一种近乎刺痛的真实感，短暂地驱散了笼罩周身的疲惫与虚幻。
走出洗手间，在转角差点撞上一个人。
是那个穿亮片短裙的女孩。
她正疲惫地靠在墙上，手里又点了一支烟，眼神空洞，与之前在走廊里巧笑倩兮的模样判若两人。
看见我，她像是触动了某个开关，瞬间站直身体，脸上条件反射般堆起职业化的微笑，朝我点了点头，侧身让开了路。
擦肩而过时，浓重的烟味混合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酒精气息，还有她身上那种甜腻得有些刺鼻的香水味，一起涌入鼻腔。
我们没有说话，在这条狭窄的通道里，我们是两个轨迹不同、却同样被夜色浸染的陌生人。
凌晨十二点半，最后一批客人勾肩搭背、意犹未尽地离开。
杨哥下楼扫视了一圈，丢下一句“收拾一下，下班”，便转身上楼。
我和小玲如蒙大赦，迅速换回自己的衣服。
推开厚重的后门，清冷的夜风猛地灌入，让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
门外是沉睡的城市边缘，寂静而真实。
我骑着自行车快速往回走，每蹬一下，僵硬的脚踝和酸痛的腰背都在抗议。
脑子里空荡荡的，又仿佛塞满了各种碎片：炫目迷离的灯光、疲惫空洞的面容、机械重复的笑容、混合的香水与烟味……
回到租住的小屋，钥匙转动，发出沉闷的声响。
用凉水胡乱抹了把脸，倒头便栽进床上，几乎立刻沉入一片无梦的、沉重的黑暗里。
第二天，日上三竿才挣扎着爬起来。凤凤已经去店里了。
我匆匆洗漱，特意换上了长裤和包裹严实的外套出门——仿佛多一层布料，就能隔开昨夜残留的不安与冰冷。
理发店里，阳光透过玻璃门照进来，灰尘在光柱中飞舞。
剪刀发出轻微的咔嚓声，吹风筒嗡嗡作响。
吹个刘海两块钱，修个发梢两块钱，每一分微薄的收入，都像钝刀子割肉，缓慢而清晰地提醒着生活的窘迫。
腰背间的酸沉，是昨夜“乔婷”留下的清晰烙印。
离月底还有段日子，工资要等到18号才能发放。
但这半个多月下来，“金狮”内部那套运行的规则，我已基本摸清。
除了小玲，还认识了两个在里面做服务员的女孩子：李晓霞和陈梦。
有时在更衣室换衣服，我们会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快速聊几句；
有时我借口去洗手间，会偷偷溜到她们负责的包房通道口，说上两句话。
她们收工比我晚得多，但收入也高得多。
“运气好一晚能有几百小费，加上酒水提成，一个月几千是有的。”
李晓霞曾这样轻描淡写地说过。
她气质温婉，有点像琼瑶剧里的刘雪华，个子高挑，一头乌黑浓密的长发令人羡慕，只是太瘦了，单薄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陈梦则是内蒙古大学的学生，来自海拉尔。
她白天上课，晚上来这里上班。
陈梦很洋气，妆容总是精致得体，穿衣打扮也很有品味，是我们三个里最时尚的一个。
境遇相似，年龄相仿，一份同病相怜的友谊，在这霓虹闪烁的夜晚悄然滋长。
她们有时会悄悄央求我：“乔婷，帮个忙行吗？下次你带上来的客人，要是没提前预定，你跟杨哥说是我订的房，成吗？我们每月有四间房的订房任务，完不成就没有底薪……”
我一般都会点头。
能帮一点是一点。
偶尔她们下班早，会顺路打车捎我一段。
“你半夜自己骑车太不安全了，还是打车吧。”
她们总会这样劝我，有时也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乔婷，你真该来做服务员，五百块钱底薪够干什么呀？”
我只是笑笑，没有回答。
那五百块，是“红霞”和“乔婷”之间，那道我仍在拼命维护的、摇摇欲坠却不肯坍塌的界碑。
我不知道它还能撑多久，但至少此刻，我需要它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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