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舅的白灰生意越做越红火，场地扩张，尘土飞扬里透着一股粗粝的兴旺。
大表姐和二姨家的表姐都跟着搬来了青城，城外的场子，成了我白日里为数不多能来透气的地方。
这天，我换了身清爽的白色运动服，蹬上白板鞋，打车过去。
大院满是忙碌的工人和卷尘的大车，空气里浮着细密的灰，在阳光下有些呛人。
我径直推开办公室的门，里头人声嘈杂。
白灰场的尘土在午后的阳光下浮动着，像一层薄纱。
我推开办公室门时，表姐正和几个人说着什么，手里拿着账本，眉头微蹙。
“霞子来了？”她抬头瞥我一眼，“自己坐，我这儿忙着呢。”
我点点头，刚要退出去，差点撞上一个人。
他个子不高，眼睛眯成两条缝，看人时带着审视。
我侧身让开，听见表姐叫他“刘老板”。
厨房在后院，二姐正在灶台前忙活。
见我进来，她擦了擦额头的汗：“今儿咋有空？”
“公司没什么事。”
我接过她递来的围裙，坐在小板凳上开始削土豆。
刀锋划过土豆皮的声音很规律，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灶间帮奶奶干活的日子。
弟弟今天也休息，他才十七岁，在大舅的厂里开车。
“姐，”他小声说，“妈昨天打电话，问你在最近怎么样。”
“你怎么说的？”
“我说你在公司上班，挺好的。”
我没说话，继续削土豆。
土豆皮一圈圈脱落，露出淡黄色的内里。
午饭时，大表姐端着碗坐到我旁边。
她先吃了几口饭，然后压低声音：“刚才那个刘老板，看见你了，问我你多大。”
“霞子，你说你，年纪轻轻，离了婚还带个孩子，以后可咋整。”
我夹菜的筷子顿了顿。
“人家还没结婚呢，生意做得不错。”
大表姐的声音更低了，“他问了你的情况……他说离婚倒没什么，但带着孩子，不行。”
二姐听见了，筷子“啪”一声放在碗边：“咱们霞子还看不上他呢！霞子没事，有的是不嫌弃的！”
我笑了笑：“我才看不上他呢。”
可心里那点刺痛是真的。
原来在有些人眼里，离过婚的女人就像货架上的商品，标签上写着“已拆封，有瑕疵”。
而带着孩子，就是最显眼的瑕疵。
手机震动时，我正在喝汤。
汤是二姐炖的土豆白菜，热乎乎的。
我走到门外接电话。
他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熟悉的口吻：“宝贝，在哪？”
“在姐姐这儿。”
“地址。司机二十分钟后到。”
我报了个大致方位。
“四点飞北京。我们去北京。”
语气不容商量，“快回去收拾东西。”
“现在？”我看表，刚过一点。
“二十分钟，司机接你。等着。”
“……行吧。”
挂断电话后，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午后的阳光很烈，照得尘土都泛着金光。
回屋后，我把弟弟叫到一边，从钱包里数出一千块钱。钞票是崭新的，边缘锋利。
“拿着，”我塞进他手里，“自己买点需要的。”
“姐，我用不着……”
“让你拿就拿。”
弟弟低下头，把钱小心地折好，放进内衣口袋。
我跟表姐们说公司有急事要走。
二姐要送我，我拒绝了。
独自走出大院时，土路上的尘土在我脚下扬起，又缓缓落下。
那辆黑色轿车停在约定的路口。
司机是我见过的，沉默地为我拉开车门。
一路上我们都没说话。
回到住处，我快速收拾行李。
行李箱不大，装了几件衣服、睡衣，还有证件。
我的身份证上是“乔婷”这个名字。
改名的过程不算复杂，但记忆深刻。
当时他给我买了辆摩托车，发票上写了“乔婷”。
上牌需回老家开证明。
第一次去，年轻警察翻着户口本：“名字不符。开不成。”
他来电问是否好办，不行可挂他名下，办蒙O车牌。
我说再试试。
中午求了姐夫，他派出所有同学。
下午再去，直接找了张警官。
事成，我带两条烟感谢。
张警官笑说以后办事可直接找他，张警官帮我办身份证时问：“要不要直接改成‘乔婷’？
我说：“太需要了。”
于是“乔瑞霞”成了曾用名。
而更早的那个名字——“乔红霞”，像从未存在过一样，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
到机场时还早。
我在候机厅找了个位置坐下。
两点左右，我看见他和一个女人走进来。
女人大概三十岁，穿着得体的套装，妆容精致。
她挽着他的胳膊，两人边走边低声说话，脸上带着笑。
我坐在原地，看着他走到我面前，没有看我一眼。
他们在安检口拥抱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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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转身离开时，又一次经过我身边。
我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淡淡的，很高级。
我深吸一口气，起身去安检。
登机后，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他过来时，和旁边的人低声说了句什么，换了座位，在我身边坐下。
飞机起飞时，他伸手在毯子下握住我的手。
我没有抽开，也没有看他，只是望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
四十分钟的航程，短得像一场梦。
北京的天灰蒙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