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四十分，陈东站在公寓窗前喝了口茶。天刚亮，楼下街道还安静着，只有环卫工扫地的沙沙声断续传来。他昨晚睡得不算深，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两天的行程安排，尤其是明天早上的航班。京城那边通知得急，说是公安部要听汉东近期几起案件的进展汇报，点名让他去。
他放下杯子，把行李箱从床底拖出来，打开检查了一遍。里面除了换洗衣物，就是几份打印好的材料，封面都用牛皮纸包着，没写标题。这些是他这几天整理的公开文书摘要和政策解读稿，不是什么新线索，也不是系统里兑出来的秘密证据，只是些能摆在桌面上说的东西。但他知道，这类“普通资料”反而最容易被人忽略，也最经得起查。
七点二十，他出门下楼，开车驶向省委大院。
今天上午有个政法口的协调会，照例由高育良主持。这会原本每周都有，内容也差不多，无非是通报情况、布置任务、协调分工。但最近几次，气氛明显不一样了。自从赵立春那边被盯上，风声一天紧过一天，连带着整个政法系统都绷着弦。有些人来开会像是走个过场，坐下就低头看手机，不主动发言；有些人则格外积极，抢着表态支持“依法依规办事”，生怕落人口实。
陈东到的时候，会议室已经坐了七八个人。他进门后照常点头示意，走到靠后的位置坐下。没人跟他多说话，也没人刻意避开。这种距离感他熟悉——不远不近，不冷不热，正是官场里最典型的观望姿态。
八点整，高育良走进来。他穿了件深灰色夹克，没打领带，手里抱着一叠文件。进门时脚步略沉，目光扫了一圈，在陈东脸上停了不到一秒，随即移开。他走到主位坐下，把文件放在桌上，翻开第一页，清了清嗓子。
“今天这会，主要讲两件事。”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些，语速也不如往常流畅，“一是近期上级对部分历史案件提出复查要求，涉及我们省政法系统的个别审批流程；二是关于干部个人事项报告的补充说明工作，要求大家主动配合，及时报备。”
他说完，翻了一页材料，继续往下念。内容都是些程序性的话，没有点名，也没有具体指向。但会议室里的空气还是变了。坐在左侧的一位处长低头记笔记，笔尖在纸上划出轻微的响动；另一侧有人轻轻咳嗽了一声，像是掩饰什么。
陈东没动笔，也没抬头看谁，只是听着。他知道，所谓的“复查要求”和“补充说明”，不过是纪检部门开始介入的委婉说法。高育良现在说这些话，不是在传达精神，而是在试探反应。他在等有没有人跳出来质疑，或者表现出慌乱。
可没人接话。
会议进行到一半，高育良忽然顿了一下，手指按在纸页边缘，像是想压住什么情绪。他抬起眼，又看了陈东一眼，这次时间稍长。
“陈东同志最近一直在牵头协查工作，”他开口，“有些情况，可能比我们更清楚。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所有人都抬起了头。
陈东抬起头，迎上他的视线。两人都没笑，也没回避。
“目前所有协查事项都在按程序推进。”陈东语气平稳，“该移交的材料已经提交，该说明的情况也做了备案。我个人的态度一直很明确：组织怎么要求，我就怎么配合。不存在保留，也不会夸大。”
他说完，会议室里静了几秒。
高育良慢慢合上手里的本子，点了点头。“好。态度端正就好。”
接下来的议程草草收尾。散会后，其他人起身离开，动作比平时快了些，像是怕被留下谈话。陈东没急着走，收拾好自己的笔记本和笔，才站起来往外走。
走廊上光线偏暗，地面反着冷白的光。他走过拐角时，看见高育良办公室的门半开着，里面亮着灯。他放慢脚步，从门缝往里看了一眼。
高育良背对着门口坐着，手里拿着手机，正在打电话。他的肩膀微微耸起，说话的声音不大，但能听出语气不对劲——不再是那种从容掌控的腔调，而是带着一点压抑的焦躁。
“我不是让你对抗组织调查，”他说，“我只是希望你能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过去的事，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没必要添油加醋……你先听我说完！”
电话那头似乎说了什么，他突然提高了音量，又立刻压下去，像是意识到自己失态。他沉默了几秒，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缓缓挂断。
陈东没敲门，也没再停留。他转身走了。
回到自己办公室，他泡了杯茶，打开电脑，把昨天准备好的U盘插进去，检查了一遍文件。确认无误后，拔下来放进外衣内袋。然后拿起手机，看了眼航班提醒：明天早上七点十五分起飞，值机时间截止到六点四十分。
他关掉屏幕，靠在椅背上，闭眼休息了一会儿。
中午食堂吃饭的人不多。他打了份米饭和炒青菜，端着餐盘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刚坐下，就听见旁边两张桌子有人低声说话。
“听说高书记昨天被叫去谈话了。”
“不是第一次了。前几天就有风声，说他跟老赵那边的资金往来对不上。”
“哎，当年多风光啊，讲课都能坐满礼堂。现在开会都没人敢挨着他坐。”
陈东低头吃饭，筷子拨了拨碗里的菜，没抬头，也没回应。他吃得不快，一口一口，像在算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