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没说话。
“意味着这个国家，”安德烈吐出一口烟，烟雾在冷空气中迅速消散，“已经连最基本的体面都维持不住了。我在克格勃干了十五年，见过太多黑暗，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普通的、体面的老百姓，要为了面包和药排队。”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伊万，我不是秃鹫。我只是……不想和我母亲一样，穿着棉袄在冰冷的房间里等死。我需要一条船，一条能离开沉船的路。你们的船，我愿意上。”
伊万伸出手，安德烈愣了一下，然后握住。
“欢迎上船。”伊万说。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十点整。
莫斯科所有银行的汇率显示屏同时更新。机械铁片咔哒咔哒地翻转，最终定格在新的数字上：
美元：1.20卢布兑1美元
官方贬值幅度：100%。
但就在同一时间，街头的黑市贩子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把手里纸板上的数字改成了：5.0卢布兑1美元。
实际贬值幅度：733%。
伊万站在阿尔巴特街的公寓窗前，看着楼下发生的一切。人们涌向银行，不是去兑换，而是去取钱——把仅存的卢布存款全部取出，然后冲向商店，冲向黑市，冲向任何还能用钱买到东西的地方。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
电话响了。是安德烈，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急促：“银行系统瘫痪了。取款限额从每人每天五千卢布降到一千，排队的人已经堵满了三条街。”
“我们存在银行的那笔尾款呢？”伊万问的是那二十万卢布分期款的首期——按照合同，今天要付第二期三万卢布。
“已经付了。”安德烈说，“我昨天就让会计去办了。现在想想，真是走运——如果拖到今天，银行根本取不出钱。”
伊万松了口气。他看着窗外，一辆满载着家具和行李的卡车正艰难地从人群中驶过，车顶上绑着床垫和自行车。这是要离开莫斯科的人，去乡下，去亲戚家，去任何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
“伊万，”安德烈在电话那头说，“弗拉基米尔刚才来找我。他说，学校停课了，因为付不起供暖费。他问，能不能提前预支一个月工资，他想买些木柴和罐头。”
“给他。”伊万说，“另外告诉他，如果他认识的其他学者或者技术人员有困难，也可以来找我们。我们提供工作——翻译、咨询、技术指导，报酬用美元支付。”
“你这是……”
“这是投资。”伊万说，“投资人才。现在他们是落魄的学者，但总有一天，这个国家会需要他们。到那时候，我们的投资就会有回报。”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安德烈有些复杂的笑声：“伊万，你越来越像陈老板了。看得远，算得清。”
“我只是学会了。”伊万看着窗外混乱的街道，“在这个时代，要么看得远，要么死得快。”
挂断电话后，他走到桌前，摊开笔记本，开始起草给陈望的汇报电报。需要汇报的内容很多：卢布贬值完成，资产收割结束，新公司成立进展，以及莫斯科现状的详细描述。
写到一半时，他停下来，抬头看向墙上挂着的日历。今天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距离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还有十天。
但历史的进程，已经在卢布贬值的这一刻，划下了一道清晰的分界线。
旧货币死了，旧秩序正在崩塌。而他们，在这片废墟上，捡起了第一批重建所需的砖瓦。
电报的最后，他加了一段自己的话：
“莫斯科已入寒冬，人心比天气更冷。但我们在冰层下埋了种子：一百万美元现金、两千方木材、五十吨铜、二十桶精油、三块地皮，还有弗拉基米尔这样的年轻头脑。待春天冰雪消融时，这些种子会发芽。届时，请备好哈尔滨的土壤。伊万。”
编码，加密，折叠，封入信封。
做完这一切，伊万走到窗前。天色暗下来了，街灯陆续亮起，但电力供应不稳，灯光忽明忽暗。远处传来警笛声，不知道是哪里又出了乱子。
他想起陈望曾经在电报里引用过的一句中国古诗：“山雨欲来风满楼。”
现在，山雨已经来了。
而他们的楼，虽然摇摇欲坠，但至少，他们提前备好了伞，备好了干粮，备好了离开的路。
这就够了。
在这个时代，能活着，能站着，能往前走，就已经是胜利。
伊万关掉台灯，房间里陷入黑暗。只有窗外街道上忽明忽暗的灯光，透过玻璃，在天花板上投下晃动的光影。
明天，他要开始安排回国的行程。
哈尔滨在等他，草原的新进展在等他，陈望和整个北极光集团在等他。
而莫斯科，这座他生活了多年的城市，正在沉入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夜。
但他知道，冬夜终会过去。
而他们埋下的种子，会在下一个春天，在另一片土地上，长出新的东西。
到那时候，他会带着在莫斯科学到的一切——关于崩塌，关于重生，关于在废墟中寻找生机的一切——回到陈望身边，告诉他：
“我们活下来了。而且，我们准备好了。”
而现在，在黑暗的房间里，伊万闭上眼睛，第一次允许自己，露出了三个月来的第一个真正的笑容。
虽然疲惫，虽然沉重。
但那是活下来的人，才有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