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推开院门时，手里还攥着那支竹筒。阳光比归途时更亮了些，照得门槛上的青苔泛出油绿。他没放下藤箱，径直走向堂屋，把竹筒搁在桌上，油布解开，里面是叠得整整齐齐的草稿纸，边角已有些磨损，显然是反复修改过的。
苏晚晴跟进来，顺手摘了发簪，一头乌发垂落肩头。她没说话，只是走到柜前取出一摞记录册——那是他们一路走来，记下的各地实情：石塘坳水渠完工后连灌三季稻，亩产多出三成；西岭镇修了排水沟，三年没再淹过粮仓；南乡驿站翻新后，信使换马提速半日。她一页页翻着，指尖停在一条数据上：“北坡村去年旱，用了宽行密植，豆苗活了七分，比邻村多收一石二斗。”
“就用这个。”林昭提笔蘸墨，“他们说我们扰民劳财，那就拿粮食说话。”
他铺开一张新纸，落笔便是策论体，字迹方正有力。开头先引保守派原话：“有言曰：‘匠作细事，非士人所当为’‘变祖制者，必乱天下’‘百姓但守本分，何须教以沟洫之术’？”写完一顿，笔尖悬空片刻，随即写下驳语：“然则祖制可保今岁无饥？可救昨日之涝？可使千里传书不误军机？”
苏晚晴在一旁轻声接道：“北境戍卒曾因驿道塌陷，延误急报七日，敌骑已破关而入。”
“加上。”林昭立刻补上，“治国如修屋，梁柱基础不固，徒饰雕花何益？科举取士，当问其能筑几里渠，而非背几章经。”
纸页渐渐填满。他逐条回应，每一条都配上实地案例。说到水利，便列石塘坳水网图解；论及农法，附上老李头田里豆苗长势对比；讲到驿站，引用戍边士卒口述记录。没有空谈礼义，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
写到一半，他停下笔，吹了吹未干的墨迹，“他们怕的不是错，是有人证明他们的‘对’其实没用。”
苏晚晴点头，“所以得让他们没法装看不见。”
林昭将最后一页写完，通篇读了一遍。全文不长，千余字，但层层推进，事实清晰，逻辑严密。结尾一句写道：“圣人之道，在安百姓，不在守空礼。若文章不能利民，纵锦绣千篇，亦为空谈。”
“可以了。”他把笔搁下。
苏晚晴接过稿子，又看了一遍，指着其中一处，“这句‘某村修渠后亩产提升三成’，最好注明是哪一村、哪一年的事，免得人说你虚造。”
林昭改了，补上“江南道湖州石塘坳村，乾宗八年春修渠，秋收实测亩增谷一石四斗”，又在旁边画了个小注：“数据由该村三十七户联名作保，存于县衙备查。”
两人对视一眼，都没笑，但眼神里都透着一股劲儿。
当天下午，林昭动手抄录。五份，每份都工工整整。苏晚晴则把那些记录册重新整理，挑出最硬的证据，做成简明对照表，附在文章之后。夜里灯油烧尽两盏，她揉了揉酸胀的眼睛，把最后一份装订好。
“明天送去哪儿？”她问。
“讲学会、乡学、私塾门口的报栏，还有流动报帖的张贴点。”林昭说，“不靠大书坊，咱们直接送到读书人眼皮底下。”
次日天刚亮，两人分头行动。林昭背着包袱出门，专挑士子聚集的地方走。一家民间讲学会外挂着木板，上面贴着各家策论摘录，他上前将一份文章钉在正中。旁边有个年轻学子正在看，随口问：“这是谁写的？”
“山南野客。”林昭答。
“就是那本《强国策》的作者？”
“听说是。”
那人低头读起来，越看越慢，最后竟掏出随身笔记，抄了两句：“治国如修屋……”“科举当问能筑几里渠……”抬头时，林昭已经走了。
另一处乡学门口，苏晚晴把一份交给看门的老教谕。老人戴着眼镜，一页页看完，沉默许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这话，我该早二十年听见。”
第三日，街谈巷议开始变了。
茶棚里，几个年轻士子围坐，一人念道：“‘文章若不能利民，纵锦绣千篇亦为空谈’——这话扎心啊。”
“可不是？我爹让我背《礼运大同篇》，结果村里年年淹水，没人管排水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