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疽的阑尾，像一条肿胀僵死的紫黑色水蛭，被哈里斯用两把精细的阑尾钳稳稳夹住，提离了它寄附的盲肠残端。切缘整齐，残端经过石炭酸和酒精的仔细烧灼、消毒，此刻正被一针一线严密地包埋进盲肠壁内，如同将一个罪恶的源头彻底封印、掩埋。标本盘中，那条离体的病变器官静静躺着，在无影灯下更显狰狞，它是过去三十多个小时里所有剧痛、高热、濒死恐惧的物质核心。
腹腔冲洗的温盐水还在汩汩流入，带着血丝和细微的脓苔被吸引器不断抽走，发出规律而单调的嘶嘶声。手术进入了相对平缓的收尾阶段——检查有无活动出血，理顺黏连的肠管，放置引流管，准备逐层缝合腹壁。
然而，就在哈里斯完成残端包埋、将注意力转向冲洗的腹腔、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指再次轻柔探查那些发炎水肿的肠袢和腹膜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动，或者说，一种被压抑已久的、纯粹科学探求欲，混合着亲眼目睹“异常现象”的困惑，突然冲破了这位英国外科医生固有的冷静与矜持。
他的目光，并未离开术野，手指依旧在感知着肠管的温度和蠕动，但声音却清晰地从口罩后传了出来，不是对助手，也不是对护士，而是径直投向了手术室角落，那个通往观察走廊的门——他知道，或者他确信，那个中国医生一定还站在那里。
“沈先生。”哈里斯的声音在寂静的手术室里显得格外突兀，甚至让正在递送冲洗盐水的护士手抖了一下。
短暂的停顿，似乎连吸引器的嘶嘶声都轻了一瞬。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看向主刀医生，又顺着他的目光瞥向那扇门。
门被轻轻推开一道缝隙，沈墨轩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没有完全进入，保持着对无菌区域的尊重，但显然一直在近处聆听里面的动静。
“哈里斯博士？”沈墨轩的声音平稳传来。
哈里斯没有抬头，他的手指正在轻轻拨开一片黏连在盆壁的网膜，动作依旧精准。“根据你的理论，”他开口，英语的发音清晰，语速比平时稍慢，仿佛在谨慎地选择词汇，“我现在切除了这个‘邪之所凑’的部位……”
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想如何将那个中医术语更准确地嵌入自己的语境。“……这个，按照你的说法，热毒积聚、腐肉成脓的‘肠痈’核心病灶。那么，接下来，在你们的医学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才能最大程度地帮助他……恢复？”
问题问出来了。在手术台上，在患者腹腔尚未关闭、生命体征仍需严密监控的时刻，一个受过严格现代医学训练、向来以解剖和生理学为唯一圭臬的西方外科医生，向一位持完全不同理论体系的中医，询问术后治疗的哲学。
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认知框架的叩问。哈里斯问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疗法，更是沈墨轩所代表的那个古老医学体系，如何看待“病去”之后“身存”的状态，以及如何干预这个状态。
手术室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安德森护士长的眉头深深皱起，显然认为这不是讨论抽象理论的合宜时机。年轻的中国助手则睁大了眼睛，紧张又期待地看向沈墨轩。麻醉师也暂时将目光从监护仪上移开。
沈墨轩站在门口的光影里，沉默了片刻。他听懂了哈里斯的弦外之音：切除病灶（祛邪）之后，西医的标准流程是抗感染、支持治疗、等待自愈；那么，中医的“扶正”或“调理”，具体是什么？它如何与前者衔接，甚至超越？
他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手术台上老栓苍白如纸、却似乎比手术前多了一丝难以言喻的“平静”的脸，然后缓缓开口，声音清晰而沉稳，透过门缝传入：
“哈里斯博士，在吾等看来，痈疽之生，非独局部之害，实为全身正气亏虚、气血失调，致邪毒乘虚凝聚于一处。如今您以精湛刀术，直取其巢穴，犹如擒贼先擒王，捣毁敌之帅帐。此乃祛邪之极要，功莫大焉。”
他先肯定了哈里斯手术的价值，用对方能理解的军事比喻。
“然则，”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更为凝重，“帅帐虽毁，敌军溃散之卒（余毒）、战火蔓延之伤痕（创伤耗损）、以及城池本身因久战而致的粮草匮乏、墙垣残破（正气大虚、气血津液枯竭），却依然存在，甚至因其指挥部突然被毁而可能陷入更混乱之境地。”
他走近了两步，但依旧停在门槛之外，目光似乎能穿透距离，落在老栓身上。“故而，此时之要，首在安定城池，收拾残局。”
“具体而言，”沈墨轩语速加快，但条理分明，“其一，需继续清剿溃散残毒。您以盐水冲洗腹腔，便是此法，与我等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之药内服外敷，其理相通，皆为涤荡余秽，防其死灰复燃，流窜为害。”
“其二，亦是当下最急迫者，在于紧急修补墙垣，补充粮草。”他的手指在身侧虚划，仿佛在勾勒一幅人体气血运行的图景。“手术创伤，大耗气血津液。患者本就高热伤阴，气随脓泄，此刻更是雪上加霜。观其面色晄白、脉象细微欲绝，此乃气阴两脱之危兆。若不急固，恐帅帐虽毁，城池已先自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