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是厌恶他到了极点！
再想到自己那实在拿不出手的真实年岁……祸事了！
早知道有今日，当初就该想办法外放，远离这是非之地！
而一众庶吉士则垂手立在后方，眼神闪烁，不时偷偷交换着心照不宣的视线。
谁都明白，自打皇帝看清宋儒尊容的那一刻起，熊敦朴那点事就得先靠边站了。
吴中行更是悄悄抬眼，飞快地瞥了御座上的少年天子一眼，心中警铃大作。
从面圣开始，他们这群人似乎就完全陷入了被动，每一步都被皇帝牵着鼻子走，毫无主动权可言。
殿内死寂了约莫一炷香的功夫。
朱翊钧终于合上了那本《登科录》，发出“啪”的一声轻响。
他伸手指着跪在地上的宋儒，目光却看向吴中行，语气平淡得像在问今天天气如何：“吴卿，你来看看此人模样，估摸着，年岁几何啊？”
吴中行避无可避，只得硬着头皮出列，躬身回道：“回陛下，臣观其形貌……约莫，已近古稀之年。”
朱翊钧的目光缓缓扫过其他庶吉士，众人纷纷点头附和，无人敢有异议。
他最后才将视线落在申时行身上，语气陡然转冷：“申卿，你来说说？”
这真是前人挖坑，后人填土。
申时行心里叫苦，看了一眼宋儒那满头刺眼的白发和深深的皱纹，勉强答道：
“陛下，据……据档案记载，宋儒乃弘治十八年生人，今年……六十有九。”
明代士子中举后，通常会进入国子监学习，称为“国子生”，皆有档案可查。
更何况宋儒此前还世袭着麻哈州同知的官身，其出身履历，吏部早有存档。
然而尴尬之处在于，这《登科录》上记载的年岁，与吏部存档的出身文字，对不上号！
朱翊钧随手将那份《登科录》掷到申时行面前的地上，声音冰寒刺骨：“那申卿你来告诉朕！
这《登科录》上白纸黑字写的‘年三十五’，又是从何而来？！”
“难道朕的翰林院是什么魔窟不成？
进去教习不过两年半，就能让一个三十五岁的壮年人，衰老成这副古稀模样？！
若真有此等奇效，北镇抚司的诏狱怕是都要甘拜下风了！”
这显然是反话，极尽讽刺之能事。
方才皇帝发怒时，申时行一时也答不上宋儒具体年岁，只好赶紧派人去吏部调取《登科录》和档案。
结果倒好，不查不知道，一查更可笑！
按照这官方认证的《登科录》记载，眼前这位老态龙钟的进士，在隆庆五年时，竟然还是个“年方三十五”的“青年才俊”！
为了能入选庶吉士，这年岁简直是打了个对折还不止！
糊弄皇帝糊弄到这种地步，简直是胆大包天！
而被众人反复提及、作为焦点的宋儒，却连插一句话的资格都没有。
无论他走的是谁的门路，真实年岁究竟多少，皇帝甚至连一个正眼都懒得给他。
这种无视，比直接的斥责更让宋儒恐惧，他抖得愈发厉害，心知今日恐怕在劫难逃。
申时行已是欲哭无泪，只能伏地请罪：“陛下明鉴，这《登科录》送到翰林院时，其上记载的……便是这个年纪。”
今天这已经是第二口从天而降的黑锅了。
皇帝追问是谁给宋儒通的路子，他是真不知道，也不敢乱猜——宋儒的亲戚是名儒孙应鳌，孙应鳌因出身贵州，与四川的赵贞吉交好；
其身为当世大儒，与南中王门的徐阶、楚中王门的蒋信、黔中王门的李渭，乃至“后七子”文人集团，都关系匪浅；
又因与户部尚书王国光有旧，年初廷议时，首辅张居正还曾有意起复孙应鳌……
这关系网盘根错节，水深得很，当初究竟是哪位大神给宋儒行的方便，谁敢断定？万一是张居正呢？
再者，当时翰林院接收这批庶吉士时，程序上已经是内阁拟票、先帝御批过的既定事实。
若那时再跳出来指出年岁不对，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是翰林院失察？
还是礼部渎职？
亦或是当初的会试主考杨博、张居正、吕调阳三位大佬识人不明？
但凡懂得官场生存之道的，都不会去捅这个马蜂窝。
偏偏如今皇帝就认准了他申时行，真是苦也！
朱翊钧对申时行的辩解不置可否。
他自然明白这里的弯弯绕绕，这就好比后世某些积弊，大家心照不宣，谁先揭开盖子谁倒霉。
不过，除了申时行自身“和稀泥”的性子外，朱翊钧还知道另一重缘故。
他忽然将目光转向那个方才奉命去取《登科录》、一直安静站在角落的吏部主事刘四科。
“刘主事，” 朱翊钧开口，语气听不出喜怒，
“朕记得，你也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吧？”
刘四科只是个跑腿送文件的，万万没想到会被皇帝点名，一时愣住，过了片刻才慌忙出列应道：
“回……回陛下，臣确是隆庆五年进士，三甲第二百六十九名，初授山西长治知县，前月才……才升任吏部主事。”
朱翊钧点了点头，看似随意地追问道：“刘卿是哪一年生人啊？”
皇帝话音刚落，刘四科如同被一道闪电劈中，浑身猛地一颤！
他下意识地左右四顾，目光求助般地扫过一众庶吉士，最后落在上司申时行身上。
此时此刻，就连吴中行、赵用贤等人，也纷纷脸色大变！
众人惊觉不妙之时，皇帝那听不出情绪的声音再次响起：
“朕恕你无罪，刘卿，但说无妨。”
听到这句保证，刘四科紧绷的神经才稍稍放松了些——皇帝在“恕你无罪”这点上，信用还算不错。
他毕竟是在地方当过知县，又刚回吏部任职，比那些一直待在翰林院的庶吉士更添几分老练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