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花三十日，将千味药材牢刻于心，闭眼可辨，触鼻能识。
此番精进途中，他对秦国乃至天下的医术格局，也看得愈发清晰。
——秦之医术，冠绝列国，良医之名，四海传扬！
诸侯有疾，常不远千里求医于秦。
譬如鲁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晋景公姬据染恙，初召巫师桑田诊治。
桑田占卜一番，言病由赵同、赵括冤魂索命所致。
景公不信，恰闻秦国有良医，遂遣使赴秦求援。
秦桓公立即派医缓出使晋国。
医缓一到，察色诊脉，直言不讳：“病不可治矣！”
病灶已入“盲之上，膏之下”，针不能达，药不能及，治无可治。
砭石攻之无效，汤剂送之不及，人力至此，束手无策。
景公虽知命不久矣，却仍由衷叹服：“真良医也！”当即命人厚赏相送。
医缓虽未能回天，却精准断出病因所在。
更首次提出“膏肓”之说——谓药力所不能至之处。
自此，“病入膏肓”四字，成为医家定论，沿用千年。
除了医缓之外，秦国还有一位名医，名叫医和，同样是医术超群的顶尖高手。
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姬彪染上重病，急忙向秦国求医。
秦景公嬴后当即派出国内医术最精湛的医和前去诊治。
医和一番望闻问切后，神色凝重地说道：“这病，治不了了。”
“根源不在饮食，也不在鬼神，而是沉溺女色，心神溃散，病症如蛊，深入骨髓。”
“良臣将亡，天命难挽。”
晋平公一听，顿时急了，脱口问道：“难道连女子都不能亲近了吗？”
医和摇头：“并非禁绝，而在节制。情欲如火，可控则暖身，失控则焚身。一旦过度，便该及时收手，否则百病丛生。”
接着，他进一步剖析病因：“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化生五味，显为五色，应为五声。若六气失衡，淫乱无度，便会引发六疾。”
“阴气过盛，寒症来袭；阳气太旺，热病缠身；风气侵袭，四肢受累；湿气弥漫，肠胃遭殃；夜不息，则心神惑乱；光无休，则心火躁动。”
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六气病源”理论。
医和首次将疾病归因于自然气候与人体内在平衡的失调，彻底摆脱了巫祝鬼神那一套玄乎说辞。
他用理性取代迷信，以观察替代祈祷，让医学真正从巫术中破壳而出，自成一家。
除了医缓、医和，还有一位名医叫医响，医术同样出神入化。
他曾为宣王切除痈疽，替惠王疗治痔疾，又为张子治愈背部肿疡，个个痊愈，无一失手。
秦国为何能涌现如此多的神医？
关键在于制度。
在列国仍把巫医混为一谈时，秦国早已率先将“医”与“巫”彻底剥离，并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分明的医师体系。
九卿之一的奉常之下，设太医令，统管全国医事；
太医令下置太医丞，分管具体事务；
再往下，左府、右府分掌医政，专司医药管理。
郡县之中也配有医工，配套制度一应俱全。
比如，诸侯使臣来访，车驾抵达关口时，必须用火燎烤车辕与衡轭。
原因很简单：秦国雄踞关西，使者往来频繁，车马经年累月穿行各地，极易沾染藏匿于木缝中的微虫，传播疫病。
一把火烧过，杀虫防疾，干净利落。
又如，若有人疑似感染“毒言”——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烈性传染病，官府立刻召来医工查验。
若确认未染，即刻放人；
一旦确诊，则立即押送“疠迁所”隔离处置。
那些患疠之人，被视为等同罪犯。
为防扩散，有时甚至采取极端手段——或“定杀”，或“生埋”，或“投之于水”。
手段虽狠，却有效遏制了瘟疫蔓延。
诸如此类的防疫律令，数不胜数。
正因秦国对医者的高度重视，以及这套严密高效的医疗制度，才使得良医辈出，医道昌盛。
太子扶苏早已熟读诸家医典，精通针灸之道，药材辨识更是烂熟于心。
按常理，下一步就该上手诊疗病人，在实战中磨砺医术，积累经验。
可这一步，却被秦王嬴政亲自拦了下来。
理由简单而坚决——治病救人，就得接触病人。
病人形形色色，谁又能保证其中没有藏着致命的传染之症？
这些疫病，有的或许尚可医治，有的却是无药可解的绝症。
即便有幸痊愈，万一留下暗伤隐疾，日后发作，后果不堪设想。
太子乃国之根本，岂容半点风险？
所以，无论是能治的病，还是无解的顽疾，太子扶苏最该做的，就是离那些病患远远的——保全自身，才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