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二年六月初七，北京城热得邪乎。
卯时刚过，太阳就像个烧红的铁饼，死死烙在灰蒙蒙的天空上。护城河的水蒸起一层薄雾，混着街巷里堆积的垃圾散发的酸腐气，把整座京城罩在一个巨大的、令人窒息的蒸笼里。
驴车吱呀呀碾过滚烫的青石板，车夫赤着的脊梁上汗水混着尘土淌成一道道沟壑；茶馆檐下挂着蔫头耷脑的画眉，连叫声都有气无力。
卖冰盏的小贩蹲在槐树荫里，木桶上盖的棉被早已湿透——那里面本就没有几块真冰，不过是井水镇的凉粉罢了。
可这市井的闷热，比起乾清宫里的寒意，简直不值一提。
辰时三刻，乾清宫。
二十四扇朱漆雕花门全部敞开，却透不进一丝风。大殿深处，崇祯帝朱由检坐在蟠龙宝座上，身子挺得笔直，像一尊绷紧的弓。
他眼角深深的纹路在昏暗的光线下如同刀刻。那双曾经清亮的眼睛，如今布满血丝，正死死盯着手中那份奏折——仿佛那不是纸，而是一块烧红的炭。
“练饷……”皇帝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干涩而压抑，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每亩一分四厘九丝，全国七百三十万两……”
他顿了顿，指节捏得咯咯作响，奏折边缘被攥出一道深深的褶皱。
“杨爱卿。”崇祯抬起眼，目光如冰锥般刺向下方，“这就是你给朕出的好主意？”
大殿中央，以文渊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为首，跪着十六位朝臣。内阁辅臣、六部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大明王朝的中枢全在这儿了。
人人身着绯色官袍，补子上绣着仙鹤、锦鸡、孔雀，可这些象征尊贵的纹饰此刻浸在冷汗里，贴着脊背，粘腻得让人发慌。
杨嗣昌以头触地，额头紧贴着冰凉的金砖。他是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保养得宜的面容此刻惨白如纸。
“陛下明鉴！”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张献忠复叛于谷城，罗汝才随即响应于房县，湖广已糜烂千里！辽东方面，探马来报，皇太极今春在沈阳大阅兵，新铸红衣大炮三十门，锦宁防线旦夕可危！国库……国库早已空虚，太仓银仅余二十三万两，还不够九边一个月的饷银！若不另辟财源，臣请问陛下——”
他猛地抬起头，眼眶通红：“如何养兵平叛？如何固守边防？此乃……不得已而为之啊！”
“不得已？”崇祯冷笑一声，那笑声短促而尖锐，像夜枭的啼叫，“万历四十六年加辽饷，每亩九厘，年征五百二十万两；崇祯三年再加剿饷，每亩六厘，年征三百三十万两。现在——”
他将奏折狠狠摔在御案上，白玉镇纸跳起来，又咚地落回去，“又要加练饷！杨嗣昌，你算过没有？北方一亩中等田，丰年不过产粮一石，折银六钱。除去正赋、辽饷、剿饷，百姓手里还能剩几个铜板？再加这‘一分四厘九丝’，你是要逼他们啃树皮，还是卖儿鬻女？！”
大殿里死一般寂静。只有殿角铜壶滴漏单调的滴水声：嗒，嗒，嗒。每一滴都敲在朝臣的心尖上。
户部尚书程国祥是三朝老臣。他颤巍巍地直起佝偻的背，花白的胡须抖得厉害。
“陛下……”老人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容老臣……容老臣说句实话。”
崇祯盯着他：“程卿讲。”
程国祥深深吸了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去岁全国田赋，账面应征两千六百万石，实收……实收不足八百万石。太仓银库，从崇祯元年至今，历年亏空累计已逾两千四百万两。各地粮仓，十仓九空。山东济南府报，常平仓霉变米粮达三万石；河南开封府报，赈灾粮被虫蛀鼠咬，十不存一……陛下，田赋已预征到崇祯十五年了啊！”
他老泪纵横，浑浊的泪水顺着深深的法令纹流进嘴里：“如今再加练饷，定额七百三十万两，可陛下知道吗？山西、河南去年加征剿饷，省里加二厘，府里加三厘，县里加五厘，到百姓手里变成了一钱！七百三十万两的定额，层层加码，最后怕是要翻倍，变成一千五百万两！陕西连旱三年，赤地千里；河南飞蝗蔽日，人相食；湖广又乱……若再加征，臣恐……臣恐……”
“恐什么？”崇祯的声音陡然拔高，“说！”
“恐天下皆反啊陛下！”程国祥以头抢地，砰砰作响，“高迎祥虽死，李自成犹在商洛山蛰伏；张献忠复叛，拥兵十万；罗汝才、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流寇七十二营，此起彼伏！再加征，便是把千万黎民往贼营里推！陛下，三思啊！”
“程尚书此言差矣！”
杨嗣昌猛地转向程国祥，眼神凌厉：“不加饷，无兵可用，难道坐视流寇攻城略地？不加饷，边军饿着肚子守关，难道让建虏长驱直入？程老，您也是读过史书的！汉武征匈奴，加赋；唐宗讨突厥，加赋；便是本朝成祖五征漠北，哪次不是加赋？此乃两害相权取其轻！眼下是刮骨疗毒，虽痛，却能活命！若因小仁而舍大义，才是误国误民！”
“好一个刮骨疗毒！”工部尚书刘宗周突然开口。这位以刚直着称的老臣一直沉默，此刻终于忍不住，“杨阁老，你刮的是谁的骨？疗的是谁的毒？百姓的骨头都快刮没了！陕西、山西、河南，饿殍塞道，乌鸦啄尸眼珠；湖广襄阳城外，新坟累累，纸钱都买不起了！你还刮？刮到几时？刮到九州无民，只剩白骨吗？！”
“刘公！”杨嗣昌寸步不让，“若放任流寇肆虐，建虏破关，届时死的就不是几千几万，而是百万千万！孰轻孰重？！”
“那为何不裁撤冗员？为何不清查皇庄？为何不追缴藩王欠税？！”
刘宗周豁出去了，声音在大殿里嗡嗡回响，“福王就藩洛阳，赐田四万顷；周王、唐王、楚王……天下藩王占田何止百万顷？他们交过一分一厘的税吗？宫里的用度，一餐百金；江南的织造，一匹绸缎值农户十年粮！这些不改，专从百姓牙缝里抠那最后一口糠，这是治国之道吗？！”
“够了！”
崇祯一声厉喝。他脸色铁青，胸口剧烈起伏，龙袍下的手在微微发抖。
他知道刘宗周说得对。可藩王是宗室，动不得；宫里用度已减了又减，再减就失了天家体面；江南是财赋重地，逼急了那些东林党人……
他闭上眼。
脑海里浮现的是五日前湖广巡按林铭球八百里加急送来的奏报：“张献忠破县，知县郝景春殉国，阖门死节。贼纵兵屠城，三日不封刀……罗汝才掠保康，裹挟流民十万，号称三十万……襄阳告急，郧阳告急，湖广已非王土。”
还有辽东经略洪承畴的密折：“建虏今春大练炮兵，仿制红衣大炮三十门，小炮无算。探子报，沈阳粮库屯粮可支三年，朝鲜贡米络绎于道……锦州总兵祖大寿报，敌哨骑已深入宁远外围，似在勘测地形。臣恐秋高马肥之日，即建虏大举进犯之时。”
内忧。外患。空荡荡的国库。嗷嗷待哺的军队。
崇祯睁开眼，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扫过殿下每一个臣子。杨嗣昌的急切，程国祥的悲怆，刘宗周的激愤，其他人或惶恐、或麻木、或躲闪的脸……
良久，他缓缓开口，声音疲惫得像个老人：
“拟旨吧。”
三个字，重如千钧。
杨嗣昌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如释重负，随即又被更深的忧虑淹没。
程国祥浑身一软，几乎瘫倒在地，被身旁的刑部尚书徐石麒勉强扶住。
刘宗周仰天长叹，泪流满面。
“第一，”崇祯一字一句，仿佛每个字都带着血，“加征练饷。每亩一分四厘九丝，限一年内征齐。着户部即刻行文各省督抚，严令不得层层加码——违者，斩。”
他顿了顿，深吸一口气：“第二，擢杨嗣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事，加太子少保衔……总督湖广、河南、陕西、四川军务，赐尚方剑，准便宜行事。天下兵马，凡剿贼相关者，皆听节制。”
“陛下！”杨嗣昌重重叩首，额头磕出青紫，“臣……万死不辞！”
崇祯看着他，眼神复杂：“杨卿，朕把大明的半壁江山，托付给你了。”
“第三，”皇帝的声音忽然变得飘忽，“传谕内库……再拨二十万两，充作剿贼首功之赏。”
殿中众臣面面相觑。内库还有钱？崇祯即位后力行节俭，削减宫廷用度，内库确实攒了些银子，可这些年早已贴补军费殆尽。这二十万两，怕是也没多少私房钱了。
“陛下圣明！”众臣齐声高呼，可这呼声里，有多少真心，多少无奈？
崇祯摆摆手：“都退下吧。杨卿留下。”
众臣躬身退出。程国祥是被徐石麒搀着出去的，老人脚步虚浮，仿佛瞬间又老了十岁。
刘宗周走到殿门时回头望了一眼，那眼神里有悲哀，有决绝，最终化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叹息。
大殿里只剩下君臣二人。
夕阳从西窗斜射进来，把崇祯的身影拉得细长，投在光可鉴人的金砖上，像一道孤独的剪影。
“杨卿，”崇祯的声音轻了许多，“这里没外人，你跟朕说实话。这练饷……真能征上来吗？”
杨嗣昌沉默片刻，缓缓跪直：“陛下，征，是竭泽而渔；不征，是坐以待毙。臣选前者，只因……或许还能拼出一线生机。”
“一线生机……”崇祯喃喃重复，“那张献忠，你有几分把握？”
“若粮饷充足，将领用命，一年内可平。”杨嗣昌说得斩钉截铁，可他自己知道，这“若”字后面，藏着多少不确定。
崇祯点点头，忽然问了个看似不相干的问题：“河套那边……李健最近在做什么？”
杨嗣昌一怔，随即答道：“探子报，春耕已毕，夏粮长势不错。李健在边境增筑了十七座烽火台，又练了新兵。似乎……在防备什么。”
“防备流寇溃入，也防备建虏西进。”崇祯走到窗边，望着西边被晚霞染红的天空，“这个人，倒是把河套经营得铁桶一般。已不受朝廷控制，若是大明多几个李健……”
他没说下去。
杨嗣昌心领神会：“陛下，待剿灭张献忠，臣愿亲往河套，探其虚实。若李健真忠心为国，可委以重任；若有不臣之心……”
“朕知道。”崇祯打断他，“你先去湖广。记住，朕要的是速胜。朝廷等不起，天下等不起。”
“臣遵旨。”
杨嗣昌退出乾清宫时，天色已近黄昏。晚风终于带来一丝凉意，可吹在他汗湿的背上，却让他打了个寒颤。
他回头看了一眼巍峨的宫殿。飞檐上的琉璃瓦在夕阳下泛着血一般的光。
“大明啊……”他低声自语，声音消散在风里。
圣旨传出紫禁城的第七天，消息如长了翅膀，飞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在陕西，巡按御史接到旨意，连夜召集府县官员，商议加征细则。
黄土塬上，枯瘦的农民蹲在龟裂的田埂边，听着里长敲锣宣告：“每亩加征一分四厘九丝！秋后一并缴纳！”
有人默默流泪，有人破口大骂，更多人眼神空洞——他们已经没有眼泪可流了。
在河南，藩王王府里丝竹依旧。周王正在赏荷，听了管家禀报，只是淡淡一笑：“加就加吧，与孤何干？”
他王府名下的三万顷田地，从来不用交税。
在江南，苏州府的茶馆里，士子们拍案而起：“又是加饷！北地糜烂，与我江南何干？凭什么我们的血汗钱，去填陕西、河南、湖广的无底洞？！”
而在塞北的河套平原，这个消息带来的，是另一种凝重。
六月的河套，正是草长莺飞的季节。
黄河在这里拐了个大弯，冲积出千里沃野。去年新修的引水渠如血脉般纵横交错，灌溉着阡陌相连的农田。
冬麦已熟，金黄的麦浪在风中起伏；春播的谷子、高粱正拔节，绿油油一片。田埂上，农人戴着草帽，赤脚踩在湿润的泥土里，忙着除草、追肥。
远处，成群的牛羊在草场上悠闲吃草，牧童的鞭声清脆。
十几年前，他还是个扶贫一线的书记，一场意外把他送到崇祯元年的陕北。
从饥民堆里爬出来，带着二三十户人，一点点开荒、筑城、练兵、招民……
可他知道，这一切，在即将到来的历史洪流面前，依然脆弱得如纸糊的灯笼。
此刻，河套总理事务堂。
这是去年新建的三进院落，青砖灰瓦，朴实无华。正堂宽敞明亮，北墙挂着巨幅大明疆域图，图上用不同颜色的朱砂标注着流寇活动区域、官军布防、建虏动向。
西墙是一排书架，塞满了各地情报、田亩册、粮仓账目。东窗下摆着一张长逾三丈的硬木桌，此刻围坐着河套的核心人物。
李健坐在主位，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一身靛蓝棉布直裰，腰间束着牛皮革带，没有任何装饰。
左侧首位是李定国。这位历史上南明的晋王，如今却已统领河套最精锐的军队数年有余。少年面容刚毅，坐得笔直，一双虎目盯着地图上湖广的位置，眉头紧锁。
他旁边是曹文诏、曹变蛟、高杰、贺人龙等人。这些明末名将，精神面貌如今已然焕然一新。
右侧，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三位大儒坐在一起。黄宗羲眼神锐利，手里攥着一份刚抄录的圣旨；最年轻的方以智，面前摊开账册，手指在算盘上飞快拨动，嘴里念念有词。
下首还有几人：民政司主事王源，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举人，管着百万人的吃喝拉撒；格物院负责人宋应星，正埋头画着什么图纸；而坐在李健正对面的，是一个谁也没想到会出现在这里的人——原宣大总督、兵部尚书卢象升。
卢象升是新近来河套的。满清入塞，他率天雄军驰援，却因粮草不济、友军畏战，在巨鹿血战殉国——这是原本的历史。
可这个时空，李健提前派出一支精骑，在战场边缘救下了卢象升。如今这位名将主动留在河套，做了军事顾问。
“七百三十万两……”方以智终于停下算盘，抬起头，脸色发白，“诸位，我刚刚核算了去岁全国田赋实收。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五省，夏秋两税应征一千二百万石，实收不足四百万石。其中陕西一省，应征一百八十万石，实收……二十三万石。”
他顿了顿，声音干涩：“如今再加练饷，定额七百三十万两，折粮约一千二百万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朝廷要从已经枯竭的土地里，再榨出相当于去年整个北方实收税粮三倍的财富！这可能吗？”
“不可能。”顾炎武接口，语气斩钉截铁，“所以地方官一定会层层加码。朝廷要七百三十万两，省里加二成，府里加三成，县里加五成，胥吏下乡再加‘辛苦钱’‘脚力钱’。最后落到百姓头上，恐怕要翻倍，变成一千五百万两甚至更多。”
黄宗羲冷笑：“这哪里是征税？这是剔骨吸髓！陕西去年人相食，山西、河南今春蝗虫过境，颗粒无收。再加征，除了逼民为寇，还能有什么结果？”
堂中一片沉默。
李定国忽然开口，声音还带着少年的清亮，却字字沉重：“那些流寇，十之八九原本都是良民。崇祯七年，陕西大旱，朝廷不仅不赈济，反而加征辽饷。我亲眼见过，一个老汉缴不起税，衙役当着他面把他女儿拉走抵债。老汉当晚就拎着柴刀冲进县衙，杀了税吏，然后上山入了伙。”
他看向李健：“总督，李自成、张献忠复叛，罗汝才响应，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想造反，是因为……活不下去了。”
李健点点头，目光转向卢象升：“卢师，你在宣大时，亲身经历过征税。说说看。”
卢象升一直沉默，此刻缓缓抬头。这位曾经的总督如今穿着普通的青色布袍，可那股久居上位的气势依然在。
“我在大同任知府时，亲历过一次征剿饷。”卢象升声音低沉，每个字都像砸在地上，“朝廷定额，大同府应征八万两。布政使司发文，加征一万六千两‘转运损耗’；知府衙门加征八千两‘办公费’；知县再加五千两‘胥吏补贴’。到各村时，里长、甲首要‘跑腿钱’，衙役要‘酒饭钱’。最后，朝廷要八万两，大同百姓实际缴了十四万两。”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痛色：“可这还没完。十四万两银子，从大同运往京师，沿途关卡要‘过路钱’，押运官兵要‘辛苦钱’，到了户部，胥吏验收要‘茶水钱’。最后入库的，可能不到十二万两。那少的两万两去哪了？层层分润，人人有份。”
“所以，”李健总结道，“朝廷加征一分，百姓实际负担可能达到三分、五分。而百姓手里，早就没有余粮了。”
“正是。”卢象升叹息，“我在巨鹿殉……血战之前，天雄军已欠饷七个月。士兵们饿着肚子打仗，凭什么卖命？朝廷说没钱，可福王在洛阳一顿饭的花销，够我天雄军全军吃三天！周王在开封修花园，花费三十万两，够发山西边军半年饷银！这些，陛下不知道吗？知道。可动了藩王，就是动了宗室根本；动了江南士绅，就是动了朝廷根基。所以只能一遍遍从最穷的农民身上刮，刮到刮无可刮，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