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耕结束那天，杨保禄在牧草谷的地头站了很久。
太阳已经偏西，把整片山谷染成暖黄色。新翻的土地延伸出去，一垄一垄，齐整得像用尺子量过。地里有人在收尾，把最后几袋剩下的种子装上车。远处传来牛的叫声，闷闷的，像从地底下传出来的。
老哈特走过来，在他旁边站定。
“大少爷，”老哈特说，“都齐了。春小麦一百二十亩，燕麦八十亩，大麦六十亩。豆子那边——”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杨定军少爷亲自盯着的那片，也种下去了。按老爷说的法子，一行一行，间距都量过。”
杨保禄点点头。他没说话，只是看着那片地。
一百零七粒豆种。父亲每天都要问一遍，发了芽没有，长了多高。那神情，比他这辈子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认真。
“人手够吗？”他问。
“够。”老哈特说，“今年新来的那批，都安顿下来了。牧草谷这边又添了七户，壮劳力十三个。加上原来那些，开春这一个月，没一天闲着。”
杨保禄转过身，看着牧草谷的方向。山坡上那些新盖的房子，炊烟正从烟囱里升起来。房子是土坯的，有的刚封顶，有的还差半截墙。房前屋后能看见人在走动，在喂鸡，在劈柴。
三十五年。
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刚来那年，五个人，站在阿勒河边，不知道能不能活过第一个冬天。现在光是牧草谷这边，就住着两百多户，一千多口人。
再加上集市那边的商人，内城的庄客，工坊的工匠……
他最近让人重新统计过一次。隶属于杨家庄园的人口——不是那些暂住的、做买卖的、路过的——是真正登记入籍、分地建房的人口，已经超过三千两百人了。加上集市上那些常住不走的商人、伙计、工匠，总数接近四千。
四千人。
每天要吃的粮食，按最省的计算，一人一天两磅黑麦，就是八千磅。一磅按十六盎司算，八千磅就是十二万八千盎司。一袋黑麦磨成粉，能烤三十个黑面包。一天要烤多少面包，他没算过，但粮仓里的粮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
“大少爷？”
老哈特的声音把他拉回来。
“没事。”杨保禄说，“你先回吧。我走走。”
杨保禄没回内城。他沿着牧草谷的边缘往北走，穿过一片新开的梯田，爬上一道缓坡。
坡顶视野开阔。
往南看，是牧草谷的全貌。那些梯田、房子、水渠，都在傍晚的光里镀上一层金色。再往南，越过那道山梁，是阿勒河谷。那里有内城，有集市，有码头，有藏书楼，有他住了三十五年的家。
往北看，是阿勒河。
河水在夕阳下泛着粼粼的光，从西边山峡里流出来，穿过河谷，往东边拐去。河面不算宽——这个季节是枯水期，只有十七八米。但到了夏天，雪山融水下来，能涨到三十米宽。
河的北岸，是一片缓坡。
那片地他去看过不止一次。土质不错，跟南岸差不多。坡上长着野草和灌木，没人耕种，也没人居住。往北延伸出去，能看见另一道山梁，再往后，就是更远的山谷了。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南岸这边的土地，能开的都开了。牧草谷、东山谷、西沟，这些离主山谷近的地方，这些年陆续开发出来，种上了麦子、燕麦、豆子。更远的地方也有，但距离太远——最远的山谷，骑驴要走一个多时辰。去种地可以，但住人不行。没有房子，没有水井，没有防御。遇到突发情况，人撤不回来，牲口也撤不回来。
所以那些地方只能当草场用。撒些牧草种子，粗放地养着，偶尔赶牲口过去吃几天。
可北岸不一样。
北岸就在河对面。从内城坐船过去，一刻钟就能到。从码头过去，更近。
如果能把那片地开出来……
他在脑子里算着账。那片缓坡他目测过，至少能开出一百二三十亩地。加上往北延伸的部分，如果开得好，两三百亩都有可能。种冬小麦，一亩收一百五十磅，一年就是三四万磅粮食。够一百个人吃一年。
但问题是河。
阿勒河不是小溪小沟，是能走商船的大河。冬天枯水期还好，夏天涨水的时候，水流急得很。每天用船摆渡过河，运人、运牛、运犁、运种子——那得多少趟？一天两趟？三趟？光过河就得花两三个时辰。时间全耗在路上了。
而且牛怎么办？耕牛每天要过河，干一天活，再坐船回来？牛不是人，上船下船折腾几次，没几天就累垮了。
他蹲下来，捡了根枯枝，在地上划拉。
先是画了一条河。然后在南岸画了个圈，代表内城和集市。北岸画个方块，代表要开的地。
怎么过去？
船是肯定要用的。初期勘探、少量人过去干活，船够了。但大规模开荒，必须解决过河的效率问题。
桥。
他想起弟弟杨定军说过的话。想建桥，不是不行。但建什么样的桥？木桥简单，两年就能架起来，但撑不了太久——河水的冲刷，冬天冰凌的撞击，最多用十几年就得重修。铁桥结实，但需要的铁料太多。现在工坊的铁矿石大部分要外销，换粮食、换布匹、换各种需要的东西。攒几年铁料，倒是能建一座铁桥，但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杨保禄把那根枯枝扔了，站起身。
天色暗下来了。北岸那片地已经看不清轮廓，融进越来越深的暮色里。
他转身往回走。
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
那片地还在那里。
三天后，杨定军被他堵在藏书楼里。
杨定军正蹲在地上翻书，身边堆着一摞手稿。那些手稿有些是他自己画的，有些是父亲年轻时候写的，纸边都发黄了。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
“哥？”
杨保禄在他对面坐下，把一壶水放在地上。
“问你个事。”
杨定军放下手里的书，等着。
“北岸那片地，”杨保禄说，“我想开。”
杨定军愣了一下。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边，往外看了一眼。从这个角度能看见阿勒河，河水在阳光下闪着光。
“那片地……”他慢慢说，“是不错。土质勘过，跟南岸差不多。坡向也好，阳坡，日照足。”
“我知道。”杨保禄说，“我想开。但有个问题——过河。”
杨定军点点头。他在窗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回来，在杨保禄旁边坐下。
“桥。”他说。
“桥。”
杨定军沉默了一会儿。他从地上那堆手稿里翻了翻，找出一张发黄的纸，摊在地上。纸上画着一座桥的草图，线条很细，标注着尺寸。
“这是我前几年画的。”他说，“木桥。按阿勒河的水流算过，跨度十八米，桥墩用石头砌，桥面用松木。如果材料齐、人手够，两年能架起来。”
“能用多久？”
“十几年吧。”杨定军说，“木桥就怕水。每年涨水的时候，桥墩会被冲刷。冬天冰凌下来，撞一下就是一个口子。得年年修，年年补。最多十五年，桥面就得换，桥墩也得重砌。”
杨保禄看着那张图。十几年，听起来不短。但开荒种地，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一座桥只用十几年，修完了再拆、再建？那成本太高了。
“铁桥呢？”他问。
杨定军笑了，是那种“我就知道你会问这个”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