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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被刺瞎双眼，死了。他是查理曼的孙子，路易的侄子。”杨保禄说。
老乔治点了点头。杨保禄把袍子裹紧了一点，转身往内城走去。
当天傍晚，杨保禄和杨定军在藏书楼里坐着。油灯的火苗在墙面上映出一小片晃动的光。父亲的樟木箱子放在书架旁边，里面的五十六本笔记安安静静地躺着。杨保禄把霍夫曼带来的消息说了一遍。
杨定军听完沉默了很久。窗外水力工坊的水车停了，传动轴不转了，铁齿轮安静地咬合在一起。阿勒河的水声在冬夜里很低，沉沉的。
“分封之后，意大利反了。路易把侄子杀了。他的三个儿子各分了一块地。分封是他活着的时候自己亲手分的，分了没几天侄子就反了。杀侄子是他在战场上打赢了之后下令刺瞎的，死在牢里了。”杨定军慢慢复述着，把每一个环节都咬得很清楚。“他活着的时候就这样，等他死了，这三个儿子会不打？”
“爹说过，查理曼活着的时候是用刀剑压着各地贵族。他一死，他儿子压不住。压不住的结果，就是每一个人都在重新掂量自己的位置。从骑士到子爵，从伯爵到公爵，从皇帝的儿子到皇帝的侄子。”杨保禄看着油灯的火苗，“路易压不住他侄子。他也压不住他儿子。他儿子以后还会压不住他们的儿子。”
瓦尔德堡的老佃农们不懂这些，他们只知道今年的萝卜多收了几筐，冬天的萝卜干够吃了。林登霍夫那几个骑士也不一定懂，他们最担心的是诺德海姆子爵暗中挖佃农。盛京码头上搬货的船工更不懂，他们只关心下一船货什么时候装、工钱什么时候结。但帝国这架旧马车往哪边拐，最终会拐到每一个人头上。诺德海姆子爵为什么敢来挖佃农，因为查理曼死了。勃艮第伯爵为什么敢在阿尔卑斯山关卡把税率涨了又涨，因为查理曼死了。伯纳德为什么敢反，因为查理曼死了他的侄子觉得这条命该拿的东西没拿到，与其等别人赏不如自己抢。现在路易还活着，用自己的命压着。等路易一死，他三个儿子之间压不住的那些东西都会弹出来。
“咱们怎么办。”杨定军问。
杨保禄看着油灯的火苗。火苗在灯芯上轻轻晃了一下，映在他眼睛里。“咱们管不了皇帝的儿子打不打。咱们能管的是盛京的城墙够不够高，工坊的机器转不转，码头的货船出不出得去。外面乱了，东西反而更值钱。细布、蓝玻璃、铁器，乱了的时候，人更要这些东西。”他的意思是，周围乱了盛京反而更值钱。但前提是盛京自己不能乱。盛京四千人，核心是杨家的人，再往外是工坊的匠人、码头的船工、河谷的庄户，最外面是林登霍夫那几个骑士和瓦尔德堡的佃农。一层一层的，每一层都不能松。诺德海姆挖佃农的事还没完，北边的商路已经开始有波动了，吉拉尔迪上次来信说米兰那边有人在囤粮。这些事一件一件的，比皇帝分封的事更值得今晚熬夜。
杨定军点了点头。他拿起桌上的水碗喝了一口，然后说吉拉尔迪入冬前的信上提了一笔，说米兰城里最近有人在囤粮。不是散户，是几家商会在联手囤。囤主是北意大利那边几个跟洛泰尔有旧的贵族。洛泰尔现在是意大利国王，虽然人还在亚琛没来米兰，但他的人已经开始在米兰替他储备军粮。这意味着米兰明年的粮价会涨，粮价一涨布价和玻璃价就得跟着动。他建议盛京明年对米兰的供货量调低半成，把多余的量往科隆和巴塞尔那边挪。
杨保禄说可以做，年底前把发往米兰的订量调半成，这半成挪到科隆。科隆的卢德格尔一直在催货，佛兰德斯的博杜安也在等样品，挪过去正好。杨定军说吉拉尔迪会理解，不是因为不想多卖给他，是米兰的粮价涨了之后他的运费和仓储成本也会涨。
杨保禄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院子里落了雪。雪花不大，细细碎碎的，落在枣树光秃秃的枝条上，落在石板地上，落在院墙的瓦片上。他站在窗口看了很久。父亲在世时，帝国对盛京来说只是地图上几个标注和商人带来的零碎消息。父亲把帝国的事讲给他们听，用的是讲故事的语气。现在父亲不在了，帝国的事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关卡税率、粮价波动、商路安全。变成了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盛京几千口人明天吃不吃得饱饭的事。
父亲说过，他在后世读历史，读到查理曼之后这一段，书上用的词是“帝国解体”。四个字，把几十年里几百万人的日子概括了。父亲说，书上写得轻巧，但住在那些日子里的人，每一天都在掂量自己的位置。杨保禄转过身，对杨定军说霍夫曼还带了一封信，是从亚琛那边一个神父手上转过来的。老乔治把信交给了门房，说明天一早让人送到学堂旧址去。
杨定军没有问信的内容。老霍夫曼从亚琛来，是个跑北线的老商人，顺便捎一封信不算怪事。他问，信到了多久。
“刚送到。明天让门房跑一趟。”
杨定军站起来，走到樟木箱子旁边，把箱盖轻轻合上。然后弯腰拿起靠在箱子旁边的那根旧拐杖——杨亮晚年用过的那根黑铁木拐杖，重新放回父亲书桌旁边它原来常靠的位置。拐杖的底端已经磨钝了，杖身上有几道磕碰的痕迹，是父亲拄着它在盛京的石板路上走了无数回留下的。他放好拐杖，直起身。
窗外雪还在下，盛京的街道安安静静。城墙上的火把在雪夜里明明灭灭。远处水力工坊的水车停了，传动轴不转了，工坊的窗户里没有灯光。码头边的货船系着缆绳，船身上盖着一层薄薄的雪。
杨保禄推门出来，站在院子里的枣树底下。雪落在他肩头上，他不掸。他想起十年前的冬天，父亲拄着那根拐杖站在这棵枣树底下，说了一句话。父亲说，这棵树从前还没有人高，现在比人高了。人一辈子能看到的事不多。枣树从一株苗长到比人高，农场从五个人长到四千人。父亲看了一辈子，看了三十九年。现在轮到他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