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提尔比茨”号战列舰静静地停泊在精心布置的防雷网和防空伪装下。
它被称为“北方孤独的女王”，但更像是一头被囚禁的巨兽。
除了偶尔起锚在峡湾内进行短程训练以保持船员状态外，它已多月未敢闯入开阔海域。
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和皇家海军的水下袭击威胁，像枷锁一样将它牢牢锁住。
德国本土港口，情况更糟：
“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在船坞里进行漫长的维修和改装；
“格奈森瑙”号自1942年初在布雷斯特被炸伤后，其修复和升级工作因资源短缺而时断时续。
更象征性的是“齐柏林伯爵”号航空母舰——这艘德国海军的航母梦想，在格丁尼亚的船台上再次被宣布停工，所有可用资源被紧急调往潜艇制造和东线陆军装备生产。
许多轻型舰艇同样如此。
缺乏燃油，缺乏备件，甚至缺乏出港作战的信心。
昔日曾令英国海军紧张的“存在舰队”，如今大部分成了港内生锈的摆设。
制海权的丧失，让德国只能依靠潜艇进行最后的的反击。
当德国的战争机器在焦虑中加速运转，并在海洋与港口呈现两极分化时，一些看似无关的商业活动，正通过中立国的管道，悄然渗入德国日益紧绷的肌体。
瑞士，苏黎世。
一家名为“阿尔卑斯山货与精密仪器贸易公司”的办公室里，许忠义看着窗外宁静的街道。
这里没有空袭警报，没有物资配给，繁华得与烽火连天的欧洲大陆格格不入。
正是这种格格不入，为他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他刚刚审阅完一份发自柏林的加密报告。
报告来自他的核心代理人之一，代号“织工”：
“织工”是位德裔瑞士商人，在柏林和鲁尔区有广泛的商业人脉，对纳粹政权无感，但对利润和稀缺物资嗅觉敏锐。
许忠义通过几次“大方”的钨矿砂和药品交易，赢得了“织工”的信任与合作。
报告显示：“织工”利用许忠义提供的资金和从瑞士渠道搞到的紧俏货——真正的咖啡、巧克力、高品质羊毛袜、甚至是一些预防冻伤的药膏——在柏林和慕尼黑的某些圈子打开了局面。
接触的目标不是高官，而是一些身处重要工业或研究机构，却因战时供应短缺而生活窘迫的中层技术人员、实验室助理或资深技工。
“关心他们的餐桌和家庭取暖，比直接询问图纸更有用。”这是许忠义定下的策略。
通过提供这些“小恩惠”：“织工”建立了一个初步的、松散的信息网络。
他得知了某个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因材料短缺被迫削减试验时长；
听到了关于佩内明德那边“噪音巨大的新玩意儿”测试频繁的传闻；
甚至拿到了一份某大型光学仪器厂部分非核心供应商的名单。
许忠义提笔，在一份拟定的物资清单上签了字，同意向“织工”增拨一批瑞士产的高级手表和钢笔。
这些在德国黑市上能换到硬通货或更稀缺物资的东西，是进一步打通关节的润滑剂。
他合上报告，想起了严明翊特别嘱咐的一件事。
他抽出一张便笺，写下简短的指令，然后将其与给“织工”的常规指令分开加密。
指令内容是：“寻访一位名叫约翰·拉贝的前西门子驻华人员，现应居柏林。
查明其现状，评估其困难。可以‘感念旧谊之商业伙伴’名义，提供必要生活物资援助（如食物、维生素、御寒衣物）。
行动务必谨慎，绝不可暴露我方真实背景及与任何情报活动之关联。
首要确保其安全，次为改善其处境。此为人道之举，亦为未来可能之善缘。”
许忠义知道，在盖世太保监控无处不在的柏林，寻找并接触一个曾有“不当行为”前科的人需要极高的技巧。
但他更清楚，严明翊特意交代的事，再难也得办，而且必须办好。
几天后，几幅画面在欧洲不同的角落同时发生：
法国，诺曼底一处名为“奥马哈”的海滩。
寒风凛冽，德军工程兵驱赶着大量征调来的法国劳工，将沉重的三角形反坦克钢锥拖下卡车，用简易起重机将其排列在潮间带。
更远处的沙丘后面，混凝土搅拌机隆隆作响，一座预定安装88毫米反坦克炮的掩体正在浇筑地基。
监工的德军士官大声催促，鞭子在空中抽响。
北大西洋深处，U-450号潜艇的艇长在航海日志上记录：“击沉5000吨级货轮一艘，疑似装载卡车部件。
护航舰只反击猛烈，深水炸弹造成轻微损伤，需返航检修。”潜艇调转航向，向着法国西海岸的潜艇基地驶去。
柏林，夏洛滕堡区一栋略显破旧的公寓里，一位戴着眼镜、面容憔悴的中年男人（拉贝）疑惑地签收了一个没有寄件人详细信息的包裹。
里面是几罐荷兰产炼乳、一块火腿、一包真咖啡豆和一双崭新的羊毛手套。
送货员只说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旧日商业伙伴”的心意。
拉贝站在门后，望着这些东西，长久沉默。
纽约许忠义在保险柜里新放入一份薄薄的档案，封面上写着“佩内明德外围接触评估——‘织工’线”。
旁边是一份刚刚破译的、来自严明翊总部的简短电文，内容是关于东线战局最新判断及要求加强对德国高端科研人员动向关注的提醒。
海岸在加固，潜艇在出击，秘密的触角在延伸，后方的指令在传递。
战争的齿轮，无论是轰鸣在外的巨大主轴，还是隐藏于暗处的细小棘齿，都在某种无形的压力下，朝着未知但必然更加激烈的方向，加速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