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范车间的成功运转，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巨石，涟漪迅速扩散至整个平壤第二被服厂，乃至朝鲜轻工业系统。机器的嗡鸣取代了往日的嘈杂，流水线上衣料如彩带般流动，工人们专注的眼神和利落的动作，构成一幅充满效率感的画面。每日晨会，班组长会用朝语宣读生产计划和质量要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程佩珊并未沉浸于初期的成功。她深知，技术的移植易，管理文化与思维模式的转变难。她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朝方骨干的培养上。除了日常跟班指导，她每周开设两次晚间技术与管理培训班，教材就是那套在大连不断完善、现已翻译成朝文的《轻型服装加工厂生产管理手册》。听课的不仅有第二被服厂的技术员、班组长，甚至吸引了轻工业省和其他工厂派来“取经”的人员。课堂上，程佩珊不仅讲解技术，更注重引导讨论：为什么需要标准工序？质量追溯如何真正落实？计件与集体荣誉如何平衡？讨论常常激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思想碰撞的火花，正悄然改变着一些固有的认知。
金永哲厂长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他从最初的抵触、观望，转变为有限度的支持。当看到示范车间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5%以上，生产效率是旧车间的两倍，且出口到几个东欧国家的样品获得好评后，他主动找到程佩珊，提出将部分军服订单转到示范车间生产。“程同志，你们的方法，确实出活，出好活。”他语气依然硬邦邦，但眼神里多了份认可，“不过，军队的服装，要求更严，尺寸、用料、颜色一点不能差。你们能保证吗？”
“只要标准和流程到位，严格执行，就能保证。”程佩珊自信地回答。她立即组织中方专家和朝方骨干，针对军服的特殊要求，制定了更为严苛的工艺标准和质量检验程序。首批五千套夏季常服的生产任务，成了检验中朝合作成果的又一试金石。生产过程高度紧张，每个环节都加倍仔细。当最后一套服装通过朝方军代表苛刻的检验时，车间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金永哲厂长破天荒地拍了拍程佩珊的肩膀：“中国同志，有一套！”
然而，就在一切似乎步入佳境时，一份来自朝方轻工业省的特殊“订单”，打破了既有节奏。订单内容不是服装，而是请求中方专家组，协助评估和改造平壤一家濒临停产的小型橡胶雨靴厂。理由是：该厂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产品质次价高，连年亏损，急需技术输入扭亏为盈。
这超出了原定协议的范围，也超出了服装专家的专业领域。但朝方提出，作为交换，可以在原定的“技术信息交流机制”基础上，增加一项：朝方将定期提供其从苏联、东欧获得的公开轻工技术简报中，涉及化工、橡胶、塑料等领域的摘要译文。
程佩珊敏锐地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将合作范围扩展到更广泛轻工领域的机会，也是获取更多门类技术信息的契机。她立即通过加密渠道请示沈阳。赵刚的回电很快：“可以接手。但需明确：一、我方仅提供技术咨询和设备改造建议，不承担直接投资和经营风险；二、朝方提供的技术信息摘要，需尽可能详细，包括资料来源和原始编号；三、借此机会，深入了解朝方在化工原材料（如橡胶、合成纤维）供应方面的实际能力和潜在合作可能。”
程佩珊领命，从专家组中抽调了一名有橡胶厂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和一名设备员，组成小分队，进驻那家名为“平壤第三橡胶制品厂”的破败小厂。调查结果触目惊心：硫化罐是日据时期的旧货，温控失灵；炼胶机齿轮磨损严重；配方原始，全靠老师傅经验；产品只有黑、绿两种颜色的低档雨靴，开胶、断底是家常便饭。
小分队没有贸然提出全面改造方案，而是先针对最紧迫的质量问题——开胶，进行攻关。中方工程师与朝方老师傅一起，反复试验调整胶料配方和硫化工艺参数；设备员则想方设法修复温控系统，改造落后的出片装置。一个月后，开胶率从30%下降到5%。虽然工厂整体依然落后，但这一明显改善，让朝方大为振奋，对中方专家的信任度直线上升。
与此同时，朝方如约提供了第一批技术信息摘要。内容主要是苏联《轻工业》杂志和民主德国某化工期刊上关于PVC人造革性能改进、橡胶助剂应用等方面的文章概要。虽然都是公开资料，且经过朝方翻译可能有所筛选和偏差，但对于信息闭塞的中国轻工领域，仍是宝贵的参考。程佩珊仔细阅读，发现其中提及的几种新型增塑剂和稳定剂，正是国内相关研究所正在攻关的难点。她立刻将摘要连同自己的分析，发回沈阳。
更让她在意的是，在协助橡胶厂的过程中，她了解到朝鲜的天然橡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主要来自东南亚），合成橡胶工业几乎空白，一些基本的橡胶助剂和化工原料也严重短缺。这或许意味着，未来中朝在轻工领域的合作，中国不仅可以输出管理和技术，还可能输出部分原材料或中间体，形成更紧密的产业互补。
朝鲜项目的成功消息传回大连，如同一剂强心针，彻底驱散了之前的阴霾。李云龙腰杆挺得笔直，走路带风，逢人便说：“看看！咱们大连出去的人，在兄弟国家那也是响当当的！谁还敢说咱们的路子不对？”
借着这股东风，李云龙开始全力推动大连试点的“升级”。他的目标很明确：不能只满足于来料加工，要逐步建立自己的产品开发能力和小批量灵活生产能力。
他首先盯上了“大昌”公司的郑裕昌。借着讨论扩大专线车间的机会，李云龙让程佩珊留下的副手（已能熟练使用英语通信）向郑裕昌试探：“郑老板，咱们合作这么久，光做你的订单，虽然稳当，但总觉得进步不够快。你看，咱们大连这边的工人和技术越来越成熟，能不能合作搞点新花样？比如，你们提供一些欧洲最新的服装画报或者样品，我们试着仿制和改进，开发几款适合亚洲人身材和气质的款式，打上‘大昌-大连’联合标签，由你们拿到东南亚市场去试试水？利润可以重新谈。”
这个提议颇具诱惑力。郑裕昌一直苦于香港设计人才昂贵且缺乏对内地市场的了解，如果大连方面能承担部分开发工作，无疑能降低成本、缩短周期。他谨慎地同意了“初步尝试”，提供了几本欧洲时装杂志和两件当季流行的女式风衣样品。
大连试点立刻成立了第一个“产品试制小组”，由技术最好的工人和一名懂些美术的年轻干部组成。没有专业设计师，他们就对着样品和图片，反复拆解、测量、试缝，调整细节，使其更符合东方审美和体型。第一款仿制改进的女士风衣做出样品后，连见多识广的郑裕昌都颇感惊喜：“做工扎实，版型改得不错，更显腰身。成本……比在香港做低至少三成！”他当即下了两千件的小批量订单，要求尽快出货，试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初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大连试点的士气。李云龙趁热打铁，向市里和东北局打报告，申请成立“大连市出口服装设计研究室”（一个极为简陋的牌子，暂时挂在试点办公室旁边），并请求调拨或聘用有美术和裁剪基础的人员。虽然编制和经费一时难以解决，但名分有了，方向明确了。
与此同时，大连试点对港贸易的“基本盘”也在巩固和扩大。除了“大昌”，与“联发贸易”的针织衫合作稳步增长，又通过霍启明的引荐，接触了一家专做牛仔布工装裤的香港公司，拿下了试订单。试点车间的生产线增加到四条，工人超过六百人。培训中心第二期、第三期学员陆续毕业，不仅满足了自身扩张需要，还开始向市内其他有意转型的服装社输送骨干。
然而，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随着产量激增，原本依赖香港进口的某些专用辅料（如特定拉链、高级纽扣、特种缝纫线）成本高、周期长的问题凸显。部分国产替代品质量不稳定，影响成品质量。李云龙把心一横：“咱们自己搞不了拉链，还不能想办法弄点生产拉链的机器吗？”
他又把主意打到了“北风计划”的模糊经验上。当然，他不敢直接触碰那条敏感的线。但他想到，既然朝鲜那边能用轻工品换技术信息，大连这边能不能用赚来的外汇，通过香港的渠道，想办法引进一些轻工行业专用的、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小型机械设备或二手设备？比如，纽扣冲压机、拉链齿成型机、甚至小型的布料印花台？
他把这个想法写成一份大胆的报告，直接呈送给赵刚。报告的核心是：用出口加工积累的部分外汇，尝试从西方（通过香港）引进关键轻工设备和技术，提升大连乃至东北轻工业的配套能力和附加值，最终形成“出口创汇—引进设备—提升产能与质量—扩大出口”的良性循环。 这比单纯等待重工业突破，见效更快，且更隐蔽。
赵刚接到报告，沉吟良久。李云龙的想法，与他更深层的战略构思不谋而合，甚至更进了一步——从单纯的易货，转向有计划的技术引进。风险在于，通过香港引进设备，依然可能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和阻挠，也可能引发国内关于“崇洋媚外”、“冲击民族工业”的争议。但机遇也显而易见：如果成功，不仅能解决轻工业自身的瓶颈，更能为未来更大规模、更关键的技术引进积累经验和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