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纸与算盘
圣辉城地下第三区的物资配给站外，排起了长队。离所谓“新年”还有三天，按新颁布的《北境解放区岁时节令暂行规定》，旧帝国繁复的祭祀庆典一律取消，只保留“年终总结、民生慰问与新年展望”为核心的简朴纪念活动。每家凭户籍册可额外领取半斤陈麦、一小包粗盐、两张韧性尚可的再生纸——说是可以用来写对联或糊窗户。
排队的人大多沉默，揣着手，跺着脚抵御从通风井渗下来的寒气。眼神里没什么节日的欢愉，只有一种习惯性的、等待分配的麻木，以及一丝几不可察的放松——仗总算告一段落，活着领到了配给，这就是最实在的“年味”。
队伍中间，一个裹着旧头巾的妇人，正小声数落身边半大的儿子：“……领了纸，回去裁开，请隔壁认字的陈先生写个‘安居乐业’贴门上。莫要写那些‘福’啊‘寿’的，不合时宜，让人看了笑话……”
儿子吸溜着鼻涕，心不在焉地嗯着，眼睛瞟着配给站门口墙上新贴的布告，上面画着简易图表，解释“劳动券”与实物兑换比例。
前面忽然起了点骚动。一个干瘦老头，捏着领到的两张再生纸，翻来覆去地看，又对着光瞅，嘴里嘟囔：“这纸……这纸能写毛笔字吗？墨一上去不就洇成一团？以前过年，再穷也得买张丹红纸啊……”
发放物资的年轻办事员耐着性子解释：“老人家，现在资源紧，这纸结实，糊窗户挡风好。写字的红颜料，公会正在试制，明年……明年或许就有了。”
老头摇摇头，叹口气，把纸小心卷好，塞进怀里，佝偻着背走了。背影有些落寞。旧时代的“年”，是有一套完整仪轨和物资匹配的，哪怕再穷，那抹红色，那点墨香，是撑起心里那点盼头的仪式感。现在，旧的打碎了，新的还没长出足够鲜活的肌体来承载情感。
不远处，原黑金一处仓库改造的“年货临时市场”里，倒是热闹些。允许个人拿富余物品来以物易物，也有几个胆大的小贩，偷偷拿出藏着的旧年画、褪色的剪纸，或者用植物汁液和矿物粉勉强调出的“红颜料”，换一点粮食或日用品。
一个原风信子公会的学者，如今在“教育部编审司”帮忙，转悠了半天，用半块肥皂换了一小罐可疑的红色浆汁和一支秃了毛的笔。他回到临时分配到的狭小宿舍，在领到的再生纸上试了试，红色很淡，且不均匀。他皱皱眉，还是提笔，用端正的字体写下两行：
除旧布新 山河再造
自力更生 天道酬勤
写罢，自己端详片刻，似乎觉得太文绉绅，不够“贴近群众”。想了想，又另取一张纸，写下更直白的：
多打粮 吃饱饭
学文化 把身翻
这才觉得稍微满意些。他把两副都贴在斑驳的墙上，退后看看。陋室空空，唯有这两抹淡红和墨字，勉强撑起一点“新年”的轮廓。他忽然想起战前某个新年，在黑金的软禁处，只有一碗清汤面。那时觉得苦，现在似乎更忙更累，但这“新年”的感觉，却复杂得多，既有破土的希望，又有百废待兴的重压，还有这种种细微的不适应和摸索。
这大概就是“新历元年”的味道。不是欢庆，而是带着伤疤、怀着忐忑、却又不得不向前迈出一步的，沉重而坚韧的“新”。
指挥部里的“年”
联军最高指挥部，张天卿的办公室，腊月二十九，夜。
文件堆得比平时似乎还高了些。年终总结、来年预算、各战线轮换休整方案、新解放区治安报告、土地改革争议汇总、“劳动券”流通情况初评……空气里弥漫着纸张、油墨和一种过度思考后的凝滞感。
张天卿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端起手边早已凉透的浓茶喝了一口。苦涩让他精神微微一振。他面前摊开着一份特殊的文件——《关于新历元年迎新活动安排的请示》。
文件是阿特琉斯让文化教育口的人拟的，内容很简朴：明日（除夕）下午，在圣辉城中央广场（原黑金集会广场清理而成）举行“北境军民迎新大会”，流程包括简短讲话、表彰模范、文艺队表演（唱歌、快板）、以及结束时全场同唱《北境联合防卫军进行曲》。建议张天卿出席并做“新年展望讲话”。
他盯着“讲话”二字，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讲话，又是讲话。战前动员，战后总结，政策宣讲……他说的太多了。那些关于牺牲、道路、未来的词汇，从喉咙里碾过一遍又一遍，有时自己都觉得那些话语正在失去温度，变成某种必须履行的符号仪式。
新年讲话？说什么？说“新年快乐”？这片刚刚止血的土地，快乐是一种奢侈。说“展望未来”？未来的荆棘和陷阱，他比谁都看得清楚。说些鼓励的空话？他不屑。
他烦躁地合上文件夹。之前没空弄这玩意，是因为生死搏杀，容不得丝毫分心。现在有点空了，却觉得这“迎新”比打仗还难对付。打仗目标明确，敌我分明。而这“新年”，要安抚创伤，要凝聚离散的人心，要给渺茫的前景注入一点真实的暖意，还要谨防变成新的形式主义空壳……分寸太难拿捏。
副官敲门进来，送上一摞待签的电文，顺便低声提醒：“司长，后勤处问，明天大会后，指挥部食堂加餐的标准……是按官兵一致，还是……另外，您明天的讲话稿，秘书科问是否需要准备？”
张天卿沉默片刻：“加餐标准，按一致。从我薪饷里扣一部分，添点肉。” 他顿了顿，“讲话稿……不用。我现场说几句就行。”
副官有些迟疑：“现场说？要不要至少列个提纲……”
“不用。”张天卿打断他，声音有些疲惫，却带着决断，“想到什么说什么。说人话。”
副官不敢再多言，退了出去。
张天卿走到办公室那面巨大的观察窗前。窗外是模拟的夜空，星辰的位置是固定的，缺乏真正天穹那种深邃莫测的流动感。他忽然想起很久以前，还不是“司长”的时候，在某个寒冷但相对平静的哨所，和几个战友围着小小的火炉，用缴获的罐头肉煮一锅乱炖，就算过年。那时话很少，但炉火很暖，彼此肩膀靠着的实感，就是全部的年味。
现在，炉火变成需要统筹规划的“加餐”，并肩的战友有的已成碑上名字，而他站在这里，要为成千上万的人，去“营造”一种叫“新年”的氛围。
他自嘲地扯了扯嘴角。这大概就是“位置”的代价。你获得了力量和权柄，也背负了必须去定义、塑造某种公共情感的义务。
他回到桌前，重新打开那份请示，在空白处唰唰写下几行字：
不搞排场，不念长稿。
讲话重点：一、铭记牺牲，功勋属全体军民。二、承认困难，改革必有阵痛。三、强调纪律，反对新特权。四、立足生产，春耕为要。
会后，所有高级军官，分头下到基层连队、工厂车间、新建聚居点，与民众一同吃饭，听意见，不准走过场。
写罢，签上名字。这就算他给这个“新历元年”的第一个新年，定下的基调。
务实，沉重，带着不容矫饰的坦诚，以及一种近乎笨拙的、试图重新建立“肩膀靠在一起”感觉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