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口气说了七八条，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显然已经在心里演练过无数遍，对于一个妇女，这样实属不易。
李清时听着，眉头越皱越紧。
如果王氏说的是真的，那这个案子确实有疑点。
但问题是，这是郑寺卿审的案子。
郑公在世时，是南京刑名界的泰山北斗，他定的案，几乎就是真理的代名词。
“大嫂，”李清时缓缓道，“这些疑点，当年审案时，你可曾提出过？”
王氏的眼泪又涌出来：“提了……我都提了……可郑大人说，证据确凿，这些都不足以翻案……后来我夫君在牢里认了罪，画了押，案子就定了……可是大人，我夫君是屈打成招啊！他在牢里被打断了三根肋骨，高烧不退，不认罪就要被活活打死……他认罪那天，我去探监，他抓着我的手说：‘娘子，我对不起爹，但人真的不是我杀的……’”
她说到这里，终于支撑不住，身子晃了晃，几乎要晕倒。怀里的孩子紧紧抱住她，哭喊着：“娘！娘！”
李清时连忙扶住她，对周显然说：“先带她去后衙厢房，弄点热水和吃的。这事……等张大人来了再说。”
周显然点头，招呼两个衙役过来扶王氏。
王氏却挣扎着不肯走：“我不走……我就跪在这里……等肯接状子的大人……”
“张大人一定会接。”李清时说。
王氏愣住了：“张……张大人？张子麟大人？”
“对，张子麟张大人。”李清时看着她的眼睛，“如果他觉得你这案子有冤，一定会重审。”
王氏的嘴唇颤抖起来，好像听到救星，眼泪无声地流。
她终于松开了紧紧攥着血书的手，任由衙役扶起来。
跪得太久，她的腿已经麻木，几乎站不稳。
那个叫小宝的男孩紧紧抓着母亲的衣角，一双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李清时。
血书被李清时接过。
白布入手，沉甸甸的，不知浸了多少血。
这时，街道尽头传来马蹄声。
张子麟骑着马，从晨雾中缓缓而来。
他今天没有坐马车，因为昨夜在衙门整理卷宗到深夜，索性就宿在了值房，一早骑马回家换身衣服，再来上值。
远远看见衙门前围着人，他眉头微皱，催马快行几步。
“子麟！”李清时迎上前，将血书递过去，“你看看这个。”
张子麟翻身下马，接过血书。只扫了一眼，脸色就变了。
“王有福……”他低声念出这个名字，“江宁府上元县，成化十九年冬，弑父案。”
“你知道这个案子？”李清时有些意外。
“知道。”张子麟的目光还停在血书上，“郑公晚年经手的几个大案之一。卷宗我看过，证据链完整，逻辑严密，是教科书般的‘铁案’。”
他抬起头，看向被衙役搀扶着、正颤巍巍走来的王氏：“你是王有福的妻子？”
王氏扑通一声又跪下了，这次是被衙役搀着，跪得不那么结实，但额头还是触到了地：“民妇王氏……求张大人为我夫君伸冤！”
张子麟没有立刻说话。
他仔细打量着这个妇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额头的伤口还在渗血。
但那双眼睛里的光，他见过。
那是蒙冤者家属特有的眼神，混合着绝望、不甘、和最后一点不肯熄灭的希望之火。
九年来，他见过太多这样的眼睛。
“你起来。”张子麟的声音很平静，“血书我收了。你随李大人去后衙休息，晌午过后，来我值房，详细说案情。”
王氏愣住了，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十年了，她走了多少衙门，递了多少状纸，这是第一次有官员这么干脆地接下了她的血书。
“大人……您、您愿意重审？”她的声音在颤抖，很是不敢相信，以为总结听错了，有些没反应过来。
“我要先看卷宗，听你说案情。”张子麟没有给出肯定的答复，“如果真有疑点，自当重审。”
这已经足够了。
王氏的眼泪再次决堤，她想要磕头，被李清时拦住了。
“去吧。”张子麟对李清时点点头，转身向衙门里走去。
晨雾完全散了，阳光洒在大理寺的飞檐上。
张子麟拿着那块浸血的白布，步伐沉稳，但握布的手，指节微微发白。
走进衙门，穿过前堂，廊下已经有同僚在走动。
有人看见他手里的血书，投来好奇的目光，但没人上前询问。
张子麟径直走向案卷库。
守库的老吏认得他，见他来，起身行礼：“张大人，今日要查什么卷宗？”
“成化十九年，江宁府上元县，王有福弑父案。”张子麟说。
老吏怔了怔，脸色变得有些古怪：“张大人……那可是郑老大人审的案子。卷宗封存在甲字三号柜，十年没人动过了。”
“我知道。”张子麟说，“取出来吧。”
老吏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去取了。
不一会儿，捧着一个厚厚的卷宗盒过来。
盒子是樟木的，锁着铜锁，上面贴着一张泛黄的封条，写着“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封”，盖着大理寺的朱印。
封条完整，说明十年间确实没人动过。
张子麟接过盒子，回到自己的值房。他没有立刻打开，而是将血书铺在案上，细细看了一遍。
字是用血写的，有些地方因为血液凝固而笔画粘连，但内容清晰可辨。
王氏的陈述与李清时转述的大致相同，但更加详细。
她写下了当年作证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写下了每一个疑点的具体细节，写下了丈夫在狱中受刑的惨状，也写下了这十年来，她如何一边抚养幼子，一边攒钱，一边打听当年案情的细枝末节。
最后几行字，笔画颤抖得厉害：“民妇一介女流，不识大字，此状乃典卖嫁衣，请街头代书先生所写。然先生畏官府之威，不敢落笔要害，民妇遂咬破手指，以血补之。十年冤屈，如石压心，不敢或忘。今携幼子跪叩大理寺，非为翻案求财，只求亡夫清白之名，求我儿不必终生背负‘杀祖逆子’之后名。若得青天垂怜，重审此案，民妇愿折寿十年，以报天恩。”
张子麟沉默地看着这几行字。
十年，差不多已是自己来大理寺任职将满的时间。
一个妇人，带着一个孩子，为了一桩已经盖棺定论、上级主审官都已去世的“铁案”，奔波了十年。
这需要多大的执念？
他忽然想起九年前，自己刚到大理寺时，陈寺丞对他说过的话：“子麟，你要记住，刑官手中笔，笔下有人命。你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家庭的存亡。所以下笔之前，要多看，多听，多想。”
那时他年轻，虽然点头称是，但并未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分量。
九年过去了，他经办了上百桩案子，见了太多生死，太多悲欢，太多无法用律法简单裁断的人情纠葛。他渐渐明白，刑官不仅要精通律法，更要懂得人心。
因为所有的罪案，最终都是人心的折射。
而现在，一桩十年前的老案，以这样一种惨烈的方式，重新摆在他的面前，他该如何做呢？
他深吸一口气，拿起钥匙，打开了卷宗盒上的铜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