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麟问起当年那个下午。
吴寡妇的记忆竟出乎意料地清晰。
“是腊月里，天阴阴的，但还没下雪。我就在这门口晒被子。”她指着门外，“看见小娥从她家出来，穿的就是那件她最喜欢的藕色袄子，干干净净的。手里嘛……”她眯起眼，努力回忆，“现在想来，不是绣绷，绣绷没那么圆……好像是个竹编的小篮子，上面盖着一块蓝花布。对，是篮子！”
“她往哪边走了？”李清时轻声问。
吴寡妇毫不犹豫地指向东边：“这边，就是东头。走得不算快，好像还在哼什么小曲儿，调子轻轻的，听着挺高兴。”
“您确定是东头？不是去巷口孙家？”张子麟追问。
“确定。”吴寡妇点头，“孙家在西头，她要是去孙家，该往那边走。”她也指向西边，“可她是往东去的。我还纳闷了一下，这丫头不去借花样，拎个篮子往那边去干啥？那边没啥人家啊。”
“您当时跟差役说了吗？”
“说了啊！”吴寡妇道，“可后来来的那位差爷，好像……好像没太当回事。问了我两遍，我都说往东，他还让我再想想，是不是记错了。可我没记错啊。”老人的语气里有些委屈，也有些多年来的疑惑，“小娥那孩子，就是往东去了。”
张子麟与李清时交换了一个眼神。
当年询问的衙役，可能先入为主地相信了柳王氏“去孙家借花样”的说法，对于吴寡妇这略有矛盾的证词，倾向于认为是老人记忆偏差，并未深究，甚至可能在记录时淡化了方向细节。
“她那篮子里，可能装着什么？”张子麟循循善诱。
吴寡妇摇摇头：“盖着布呢，看不见。不过篮子不大，拎着也不沉。”
“她哼的曲儿，您还记得调吗？或者，有没有听清词？”
老人努力回想，最终还是摇头：“调子好像是当时流行的什么采茶调？词听不清，隔得有点远，就感觉她挺开心的。”
问无可问，张子麟谢过吴寡妇，和李清时退了出来。
站在柳家巷东头，望着通向剪子巷的那条更显狭窄的路径，张子麟心中的疑云更重了。
一个开心的、哼着歌、拎着盖布篮子的少女，走向一个并非既定目的地、且人烟稀少的方向。
她去做什么？
篮子里是什么？
去见谁？
或者，只是临时起意去某个地方？
“剪子巷。”张子麟吐出三个字，率先向前走去。
剪子巷比柳家巷更短，也更冷清。
十年变迁，当年的七户人家，只剩三户老住户还在。
他们对于官差的来访同样惊疑不定。询问起成二十年冬天是否见过一个拎篮子的少女，或是否记得有什么异常，几位老人都茫然摇头。
日子太平常了，平常到留不下任何关于一个陌生女孩的特别记忆。
至于旧王府夹道，那两个看园老仆早已过世，那片地方后来被清理过，如今更显荒芜，只有野草从残垣断壁间顽强生长。
线索，似乎又断了。
就像十年前一样。
回大理寺的路上，三人都有些沉默。
老衙役跟在后面，大气不敢出。
张子麟面色沉静，但微微抿起的嘴角透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
李清时则若有所思，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衣角。
直到看见大理寺威严的门楣，张子麟才停下脚步，对李清时说：“坊老那边……”
李清时摇头：“差役回报，当年那位坊老三年前已经过世了。他的儿子倒是找到了，但对十年前的事一无所知。”
意料之中的失望。
走进值房，阳光正好，将满室照得透亮，却驱不散心头的沉闷。
张子麟再次翻开柳小娥的案卷，看着那张稚嫩的画像，沉默良久。
“或许，真的只是我们想多了。”他低声说，像是说服自己，“吴寡妇可能确实记错了方向，或者小娥临时想去东头买什么东西，然后……在某个我们无法查到的地方，遭遇了意外。”
李清时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至少，我们确认了吴寡妇的证词细节，也排除了剪子巷一带明显的嫌疑。这份新的笔录和摘要，比原卷宗更细致。留给后来者，便是一份更清晰的档案。子麟，你已尽力了。”
是啊，尽力了。
十年前尽力了，十年后的今天，也尽力了。
张子麟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将案卷仔细合拢，用新的细绳系好，然后在封皮内侧，用朱笔添了几行小字：“弘治七年二月十九日重阅。据邻吴氏确证，柳小娥失踪当日午后，曾携盖布竹篮，哼歌东行，未往西头孙家。此节当年记录未尽详实。东向剪子巷、旧王府夹道一带，经覆核，未获新线索。案悬。阅卷复核官：张子麟、李清时。”
写罢，他凝视片刻，将卷宗放回了那摞“悬案”之中。
动作慎重，如同完成一个迟到的仪式。
窗外的老槐树，在春风中轻轻摇曳，新芽又长开了些。
十年旧案，或许终究只能沉睡在泛黄的纸页间。
但那份追寻真相的心，那份对生命消逝的敬畏与遗憾，却不会随之沉睡。
它会在下一个案件里跳动，在每一次扪心自问时有回响。
这，或许便是刑官之路，永无止息，也永远承载着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