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如他们所疑：户部记录显示，荆州去岁秋粮较前年增百分之四，非草案所称“一成”；刑部记录显示，荆州狱讼总数略减，但积案反增，所谓“减少两成”不知从何得出；御史台报告则直言“王浑治荆，守成有余，开拓不足，且好与地方豪绅往来”。
阳光渐渐移向中天，堂内愈发明亮。张华合上卷宗，已有决断。
“草案不妥，当封还。”他声音沉稳，“理由有二：其一，履历所载政绩与存档不符，涉嫌虚报；其二，司隶校尉须刚正不阿之人，王浑与地方豪绅过往甚密，不宜此职。”
裴楷立即提笔草拟封驳文书。这是一份正式公文，需列明封驳理由，援引相关律令典章，措辞恭敬但立场坚定。他写得很快，显然早有腹稿。
文书草成，张华审阅后，亲自誊抄一遍。他的书法端庄工整，每一笔都透着慎重。最后，他在末尾郑重署名：“门下侍中臣张华谨奏。”
“呈送中书省，转奏陛下。”张华将封驳文书装入专用函匣，交给通事舍人。
函匣被捧出门下省时，堂中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驳回了皇帝的任命，驳回了可能涉及权贵关系的决定。接下来的几个时辰，或者几天，将决定张华的命运，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门下省这个机构的命运。
午后，消息已在三省六部小范围传开。有人佩服张华的勇气，有人暗中讥笑他不识时务，更多人则观望等待。
张华却如常处理其他公务。他审核了一份关于调整江淮漕运费率的诏令，提出三点修改建议；驳回了一份过于严苛的边市管理规定，建议重拟；通过了一份增拨社学经费的草案，只修改了几个数字。
一切如常，仿佛那封驳王浑任命的决定，不过是日常公务中的寻常一件。
申时末，通事舍人返回门下省，手中捧着那个熟悉的函匣。堂中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张华平静地打开函匣。里面不是他上午呈上的封驳文书，而是一份新的诏令草案——依旧是任命司隶校尉，但人选已换：原御史中丞李胤，改任司隶校尉。李胤此人，以“清廉刚直、不避权贵”闻名，在御史台任上弹劾过数位勋贵，朝野皆服。
草案末尾，有一行新鲜的朱批：“门下审核严谨，所驳甚当。李胤可。另：赏张华绢五十匹，以旌其恪尽职守。”
堂中响起轻微的松气声。裴楷眼中闪过敬佩之色。
张华将朱批部分反复看了两遍，然后起身，面北而拜：“臣谢陛下。”
他谢的不是赏赐，而是皇帝对制度的尊重，对臣子职责的认可。这比任何赏赐都珍贵。
次日朝会，皇帝司马柬当众提及此事：“昨日门下省封驳王浑之命，审核严谨，所据详实。制度之设，正为补阙拾遗。诸卿当效张华，各司其职，各尽其责。”
没有点名批评王浑，也没有褒奖过度，只是平静地肯定了制度的运行。但满朝文武都听懂了其中的分量——门下省的封驳权不是虚设，皇帝的诏令也不是不可质疑。关键在于有理有据，在于忠于职守。
退朝后，张华走过长长的宫道。秋风已起，吹动他紫色的官袍。他想起许多年前，自己初入仕途时，老师曾教导：“为臣有三重境界：下者唯命是从，中者明哲保身，上者守职尽责。”
今日，他实践了第三重。
而皇帝司马柬，也以他的宽容与明智，证明了自己是值得臣子“守职尽责”的君主。这种君臣之间的默契与信任，才是制度健康运行的真正基石。
门下省的封驳权，今日没有被削弱，反而因这次正当的行使，更加牢固。而张华这个名字，也将与羊祜一样，成为朝臣敢于坚持原则的象征。
这一切，发生在开元九年八月一个寻常的秋日。没有激烈的朝争，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只有一份被驳回的草案，一份被更正的任命，和一个制度在平静中彰显的力量。
而帝国的治理，正是在这一次次平静的审核、封驳、修正中，向着更加公正、严谨的方向，缓缓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