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都看向他。
“太湖周边多蚕桑，农户养蚕需本钱买桑叶、雇人手。每年三四月，正是青黄不接时，家家户户都要借贷。若是严限利息，谁还愿意借出？去年我在吴郡，就见过一例：官府严查高利贷，结果到了养蚕季节，农户无处借贷，眼睁睁看着蚕饿死大半。秋后丝价大涨，那些农户反而更穷了。”
刑部那位友人皱眉：“这……总不能任由豪强盘剥吧？”
“自然不能。”崔琰道，“但治大国如烹小鲜。我巡察各地，发现一个道理：越是看似完美的法令，越要小心。比如这高利贷，若一律严惩，豪强就会想出新花样。我在陇右见过‘赊购牲畜’：农户‘赊’一头牛，秋后还两头羊，实则仍是高利贷。在江南见过‘预买丝绢’：春天以极低价格‘买’下秋后丝绢，农户到手现钱不足市价一半。这些手段，契约上干干净净，官府怎么管？”
席间一时安静。烛火跳动，映着众人若有所思的脸。
崔琰继续道：“所以依我看，朝廷立法，不能光看京城、州府的案子，还得想想穷乡僻壤的情形。京城富庶，五分息或许够用；但边远州郡，风险大、周转慢，若利息太低，根本无人愿贷。最后苦的还是百姓。”
“那依崔兄之见，该如何？”有人问。
“要分层。”崔琰蘸着酒水，在案上画了几道，“第一层，对逼死人命、强占田宅的，从严从重，这没商量。第二层，对寻常民间借贷，定一个合理上限，这个上限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第三层，官府要做事——常平仓的粮食，府库的闲钱，拿出来低息放贷。百姓有了指望，豪强就不敢太放肆。”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这些话，我明日离京前，会写成条陈递上去。能不能被采纳，就看天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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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后，崔琰的条陈通过通政司送到了两仪殿。恰逢司马柬召户部、刑部、御史台商议高利贷新规细则。
皇帝将崔琰的条陈传示众人。条陈中详细列举了在各地巡察时所见的高利贷变相形式，以及不同地区的借贷习惯、风险差异，最后建议：“立法宜存弹性，执法须察实情。可定基准利息，许各州刺史视年景、地情微调，报户部备案即可。”
刑部尚书有些犹豫：“若许地方微调，恐生弊端……”
“所以要报备。”御史中丞接口，“崔琰此议，其实与张侍中‘疏堵结合’一脉相承。臣以为可行：朝廷定框架，地方酌情，既不失原则，又兼顾实际。”
司马柬听着众人议论，心中渐明。他想起之前铜矿与山林之争（第276章），也是要在国计与民生间找平衡；想起漕运改革（第272章），也要考虑漕丁转业的具体困难。治国之道，从来不是非黑即白。
“准。”皇帝最终拍板，“新规就按此思路：第一，恶性高利贷致人死伤者，以伤人罪论，从严惩处；第二，民间借贷月息，以八分为上限，各州可根据年景在六分至十分间调整，但须报户部核准；第三，令各州郡以常平仓粮、府库余钱设‘平贷所’，春贷秋还，息不过三。具体细则，你们三部再斟酌，十日内呈报。”
“臣等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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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后，新修订的《民间借贷条例》正式颁布。
与最初那份严厉的草案相比，这份条例细致了许多：区分了恶性借贷与寻常周转，设立了利息弹性区间，明确了官府平贷的责任。最重要的是，条例最后附了一份“地方变通备案细则”，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微调执行。
诏书下达那日，崔琰已行至河北道境内。在驿站接到抄送的文书，他细细读了一遍，脸上露出欣慰之色。
随行的年轻御史有些不解：“使君，这条例比最初草案宽松多了，能管住豪强吗？”
崔琰收起文书，望向驿道两旁刚刚返青的麦田：“治国如治水，堵不如疏。你看这田间沟渠，若全部封死，春雨一来必成涝灾；若开合有度，方能灌溉庄稼。这条例给了地方酌情之权，看似宽松，实则逼着各州刺史动脑筋——既不能让豪强肆意盘剥，又不能断了民间周转。这才是治本之策。”
年轻御史若有所思。
远处村庄里，隐约传来犬吠鸡鸣。春耕时节，正是农户需要借贷买种、雇牛的时候。今年，他们或许能多一个选择——去州郡的平贷所，借一份利息不高的官贷。
而这份来自朝廷的条例，就像春雨一样，未必轰轰烈烈，却悄然渗透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它不完美，留有缝隙，但正是这些缝隙，让律法有了呼吸的空间，让地方有了变通的余地。
洛阳城中，张华在门下省衙署收到颁行的条例，看到其中采纳了自己和崔琰的多条建议，只是微微一笑，便又埋首于下一份待审的文书。
两仪殿里，司马柬站在窗前，看着宫院中盛开的桃花。他想起父皇在世时曾说：“为君者，要在刚柔之间、宽严之际找到那条线。找到了，天下可治；找不到，纵有严刑峻法，也是治标不治本。”
如今，他正在寻找那条线。
从减免赋税到漕运改革，从边疆调解到矿政平衡，从礼制匡正到借贷立法……一条条线逐渐清晰，交织成一张治理的网。这张网有经纬，也有弹性；有规矩，也有余地。
窗外春风拂过，吹落几瓣桃花，飘进殿内，落在御案那份新颁的条例上。
朱批的墨迹已干，而它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在民间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