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十一年五月的洛阳，吏部衙署里的气氛比天气更燥热。正堂内，吏部尚书卢谌与两位侍郎、四位郎中对坐，案上摊着厚厚一叠文书——《诸州官吏考绩新则草案》。
这是三个月前皇帝亲口交代的差事。起因是去年年底的考课，剑南道三个下州的刺史考评皆在中下，其中一位甚至面临降职调任。而御史台巡按带回的消息却是：那几位刺史在任上“勤勉爱民，讼简刑清”，只是地方贫瘠，田亩、户口增长缓慢。
卢谌还记得皇帝当时的话：“天下州郡，有膏腴之地，亦有贫瘠之乡。若只以垦田、增户论英雄，岂不是逼着贫瘠之地的官吏去压榨百姓、虚报数据？考绩如裁衣，需量体而行。”
话是这么说，但真要把这话变成可操作的条文，却是难上加难。
户部郎中先开口：“卢尚书，下官以为，垦田、户口乃根本，不可轻废。若无此硬性指标，如何激励地方劝课农桑、招抚流民？”
考功郎中反驳：“李郎中所言差矣。剑南道南部多山，可垦之地本就不多，难不成让刺史去凿山造田？还有陇右一些边州，户口常因战事、迁徙波动，若一味追求增户，地方官只能强留百姓，反生民怨。”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户部郎中语气不善。
“加入软性评估。”考功郎中翻动草案，“比如‘民讼多寡’——讼简者，说明治理有方；‘教化成效’——乡学是否兴办，孝悌之风如何；还有‘仓储充实度’、‘道路桥梁修缮’……这些虽不如田亩、户口好计量，却更能见真章。”
卢谌听着下属争论，手指无意识敲着案几。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交州任郡守的经历：那里瘴疠遍地，田地贫薄，任他如何努力，三年间田亩增长也不足一成。但他在任时修了三条路、两座桥，平息了三起夷汉纠纷，离任时百姓携酒相送。可这些，在考功簿上只是一句“勤勉”带过。
“诸位，”卢谌终于开口，“明日草案要呈送两仪殿。今日须议定核心：如何在保持统一尺度的前提下，兼顾各地差异？”
众人沉默。这话说到根子上了——尺度统一则难免削足适履，兼顾差异又恐失之公允。
一直没说话的吏部左侍郎缓缓道：“下官倒有一想：可否设‘地情差异系数’？”
“何谓系数？”
“比如，将天下州郡按地理、经济、民情分作数等。上等州，如洛阳、长安、邺城周边，田肥民富，考绩标准自然要高；中等州，如中原诸州，标准适中；下等州，如边远、贫瘠、多山之地，标准相应调低。同一项‘垦田增长’，在上等州需达一成才算优，在下等州或许半成即可。”
卢谌眼睛一亮：“详细说。”
左侍郎继续道：“这系数不单用于田亩、户口等硬指标，也用于教化、讼狱等软评估。比如‘兴办乡学’，在文风鼎盛的江南州郡，或许要每乡都有学堂才算达标；但在羌胡杂居的边州，能设三五所学堂，教会孩童识汉字、知礼仪，便是大功。”
“那这系数由谁定？如何定？”户部郎中追问。
“由吏部、户部、礼部、工部共议，参考历年数据，制定基准。每三年复核一次，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左侍郎显然深思熟虑过，“如此，既不失公允，又承认差异。让刺史们不必都挤在田亩、户口的独木桥上。”
卢谌沉思良久，终于拍板：“好，就按此思路修改草案。今夜务必完成，明日呈报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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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剑南道南部，泸州。
刺史陈淳正在衙署后堂对着一叠账册发呆。窗外是绵绵的细雨，这雨从四月底下到如今，山道泥泞，春耕已误了农时。
“使君，”主簿轻步进来，“这是上月户口册，又减了十七户。”
陈淳接过册子，苦笑着摇头。泸州地处西南，山多地少，夷汉杂居。他上任三年，劝农桑、兴水利、办学堂，自问竭尽全力。可自然条件摆在那里：山田贫薄，一场大雨就可能冲毁梯田；夷民时常因猎场、水源生衅，他费尽心思调解，才换来这几年的安宁。
但这些，考功簿上不会细写。朝廷看的是数字：田增了多少，户增了多少，赋税交了多少。
去年考课，他得了中下。吏部的评语是：“勤勉有余，成效不彰。”八个字，像八根针扎在心里。
更让他焦虑的是，今年若再如此，恐怕要调任闲职了。他不是贪恋权位，只是不甘心——他规划的引水渠才修了一半，筹建的乡学才开了三所，和夷人酋长约定的互市还没落实……
“使君，有驿使到。”衙役在门外禀报。
陈淳整了整衣冠，来到前堂。驿使风尘仆仆，递上的是吏部例行公文。展开来看，竟是关于考绩新则征求意见的函件，附有一份草案概要。
他逐字细读，当看到“地情差异系数”、“软性评估”、“分等考核”这些字眼时，手指微微颤抖。
草案最后还附了几条样例，其中一条赫然写着：“如剑南道南部诸州，山多田少，夷汉杂居。考绩当重‘安抚夷民、平息讼争、兴教劝学’，田亩增长标准可酌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