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放下公文，望向窗外细雨蒙蒙的山峦。三年来的委屈、焦虑，在这一刻化作一声长叹。
“使君？”主簿关切地问。
“没事，”陈淳摆摆手，眼中却有光彩，“朝廷……朝廷终于看到我们这些下州的不易了。”
他重新坐下，提起笔，开始认真撰写对草案的意见。他写泸州的山地如何难垦，写夷汉纠纷调解的艰难，写瘴疠之地的百姓如何需要医药、学堂，也写自己那些无法用数字体现的努力——修了七座渡桥，平息了十三起夷汉械斗，建了十一所乡学，虽然学生不多，但孩子们开始识汉字了。
他写得很细，甚至有些啰嗦，但每一个字都是真情实感。
---
五月中旬，吏部将修订后的考绩新则草案呈送两仪殿。
司马柬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审阅。草案比预想的更细致：不仅划分了州郡等第，设定了差异系数，还将“民讼多寡”、“教化成效”、“道路桥梁”、“仓储赈济”等软性指标量化，每项都有具体的评估方式和权重。
更难得的是，草案后面附了十几位地方刺史的反馈意见，其中就有泸州刺史陈淳那份情真意切的长文。
司马柬读着陈淳的文字，仿佛看到了那个在偏远山州默默耕耘的官吏：他可能没有耀眼的政绩，但每一座桥、每一所学堂、每一次成功的调解，都是实实在在的功德。
“陛下，”卢谌在一旁解释，“臣等参考了多份地方反馈，尤其是下州刺史们所言。确实，若只论田亩、户口，对他们太不公。有位刺史说得好：‘若逼着山民垦石为田，不如教他们种好现有的地；若强留夷民入籍，不如让他们安心狩猎、与汉民互市。’”
司马柬颔首，提起朱笔，在草案上批注几处微调，最后写下：“可。着即颁布。另，令考功司将新则制成简明册本，发至各州刺史，务使人人明悉。”
他顿了顿，又加一句：“今岁考课，便依新则。对去岁因旧则受屈者，可酌情复核。”
圣旨下达那日，卢谌亲自监督刻印。新则册本用黄纸印制，封面上是端庄的楷书：《开元十一年诸州官吏考绩则例》。
快马将册本送往各州。当陈淳在泸州衙署接到这本还散发着墨香的册子时，正值一个难得的晴日。他翻开册子，在“剑南道下州”的条款里，看到了那些他曾在反馈中写过的内容。
山风吹进堂内，拂动书页。陈淳合上册子，对主簿笑道：“传话下去，明日我去夷人寨子，商议互市细则——这事不必再等‘田亩达标’了。”
主簿也笑了：“使君，还有一事：南山的引水渠，百姓们听说朝廷新规，自发去修了，说不能辜负朝廷体恤。”
陈淳走到廊下，望着远处苍翠的山峦。三年了，他第一次觉得，这些山不再是压在心头的重负，而是需要用心呵护的家园。
---
六月，新则施行后的第一次季度评估汇总到了吏部。
考功郎中捧着汇总文书，兴奋地找到卢谌：“尚书您看，这是几个下州的评估——泸州陈刺史，田亩增长虽只有半成，但‘夷汉和睦’一项评了上等，‘兴教劝学’评了中等，综合下来竟是中上！还有黔州、桂州，也都因软性指标突出，考评比往年提升。”
卢谌细细看着，脸上露出欣慰之色。但他随即正色道：“莫要高兴太早。新则初行，须防两种弊端：一是地方官敷衍软性指标，做表面文章；二是有人借口‘地情差异’，懈怠本职。”
“下官明白，已拟定巡查细则。”
“好。”卢谌望向窗外，夏日的阳光洒满庭院，“治国如治水，疏浚河道固然重要，但也要顺着水势。这新则，便是顺着各地实情的水势。只是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尺度把握好了，是德政；把握不好，便是漏洞。”
他说得平静，但心中清楚：这看似简单的考绩变革，背后是治理理念的转变——从一味追求数字，到承认差异、重视实效；从自上而下的统一要求，到上下互动的因地制宜。
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皇帝那句“考绩如裁衣，需量体而行”。
此时此刻，两仪殿里，司马柬正在翻阅吏部呈上的首季评估汇总。他看到陈淳的名字后那“中上”的评定，看到备注栏里写着“夷人互市已成，乡学新增两所”，嘴角微微上扬。
他想起杜预夜访时说的话（见第278章）：水清无鱼，但水浊则鱼死。要在清浊之间，找个度。
这考绩新则，便是又一个“度”。
窗外蝉鸣阵阵，盛夏已至。而帝国庞大的官僚机器，正在这新的尺度下，悄然调整着运转的节奏。有人松了口气，有人绷紧了弦，但无论如何，那些在贫瘠之地默默耕耘的官吏们，终于看到了被看见、被认可的希望。
这希望很小，小到只是一行考评；但也很大，大到足以改变一方百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