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目是清楚的，”王师爷斟酌着词句，“只是实际用料和账上记载，有些微出入。不过不大，巡察使若不细查，应该看不出来。”
“不能有‘应该’。”齐文远站起身，在书房里踱步，“把出入抹平，实在抹不平的，找几个可靠的人担下来。记住，要找那种家里有老有小、不敢乱说话的。”
王师爷会意，这些事他做起来轻车熟路。
接下来的日子里，寿春府衙像是上了发条般忙碌起来。书吏们日夜赶工，整理、抄录、修补历年卷宗。差役们满城巡查，驱赶乞丐、整顿市容。牢里的犯人被逐一谈话，许以好处，要求他们“安分守己”。就连街坊里那些有名的“刁民”——其实就是爱告状、爱挑刺的百姓，也被里正、保长们挨家挨户打招呼，许了些小恩小惠。
齐文远亲自带队，检查了粮仓、银库、常平仓。该补足的补足，该整理的整理。他还特意去了一趟城外的育婴堂和养老院，自掏腰包买了米面送去，让那里的管事在巡察使来时“多说好话”。
这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寿春城肉眼可见地整洁了许多，街上的乞丐不见了，商贩规矩了，连衙门门口那面鸣冤鼓都被擦得锃亮——虽然很少有人真的敢去敲。
但在这一片“准备”的热闹中，也有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发生了。齐文远借着整顿市容的机会，真的修好了几条年久失修的下水道；借着清理卷宗，发现了几桩积压的小案子，顺手给判了；借着巡察粮仓，把两个手脚不干净的仓吏给撤换了。
王师爷某次私下说：“大人，咱们这应付检查，倒也不全是做样子。”
齐文远苦笑道：“本官岂不知这些事早该做？只是平日忙于应付上头、打点关系，哪有精力管这些细务？如今巡察使要来，正好借这股风，把该办的事办了。”
这话说得实在。监督本身就像一阵风，吹过之时，固然会扬起尘土、露出不堪，但也会吹走枯叶、带来新气。
半个月后，巡察使郑攸的车驾悄然进入寿春地界。他没有大张旗鼓，只带了四个属吏、六个护卫，扮作寻常商旅，在寿春城外三十里的镇子就住下了。接下来的三天，他走遍了镇子周边的村落，问田赋、问徭役、问官司、问官吏。
百姓们起初不敢多说，但见这位“商人”问得仔细、听得认真，渐渐也就打开了话匣子。有说赋税还算公平的，有说衙门办事拖沓的，有夸齐知府去年修了河堤的，也有骂衙役吃拿卡要的。郑攸一一记下，不表态，只倾听。
第四天，他才正式进城，亮明身份。齐文远带着全城官员在城门口迎接，礼仪周全，态度恭谨。郑攸客套了几句，便直接要求查看卷宗、巡视仓库、提审案犯。
接下来的十天，寿春府衙上下如履薄冰。郑攸查账之细，令人咋舌；问案之严，让人胆寒。但他始终保持着礼节，没有呵斥，没有刁难，只是问，只是看，只是记。
齐文远表面上镇定，心里却捏着一把汗。他知道自己那些“准备”瞒不过真正的行家，只能寄希望于郑攸手下留情，或者看在那些实实在在的政绩份上，网开一面。
第十一天的傍晚，郑攸请齐文远到驿馆谈话。烛光下，这位巡察使的神情依然平静，他推过一本簿子：“齐大人，这是本官这些日子查访所得。有誉有毁，有功有过，都记在这里了。”
齐文远接过簿子，手有些抖。他翻开第一页，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事项，后面跟着“属实”“待查”“存疑”等批注。他看到自己修河堤的事被记下了，也看到某笔款项的疑点被标红了；看到整顿市容被记为“务实”，也看到安置乞丐被批为“临时”。
“郑大人，”齐文远放下簿子，深吸一口气，“下官……下官确有不当之处。”
郑攸摆摆手：“齐大人不必紧张。为官一方，孰能无过？本官巡察，不是来揪小辫子的，是来帮地方查漏补缺的。你这几年，有功，百姓记得；有过，自己也清楚。关键是要改。”
他从袖中取出一份文书：“这是本官的建议。十三条，有立即要改的，有可逐步完善的。齐大人若愿采纳，本官回京奏报时，会如实禀明。”
齐文远接过文书，只见上面条理清晰，从赋税征收、狱讼审理到市政建设、民生保障，都有具体建议。没有空话，句句落到实处。他忽然觉得，这次巡察或许不是灾难，而是转机。
“下官……谢郑大人指点。”他起身，郑重一揖。
郑攸扶住他：“齐大人，朝廷设巡察使，不是为了找麻烦，是为了让地方更好。你若真能依此改进，半年后本官或会再来，到时希望看到一个新气象。”
夜深了，齐文远走出驿馆时，秋月正明。他回头望了眼驿馆的灯火，心中五味杂陈。那些“准备”确实有虚伪的成分，但借由这次巡察，他也确实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得到了改进的方向。
而这，或许正是监督机制最微妙也最有效的所在——它像一面镜子，既照出表面的尘埃，也映出深层的肌理；既让人紧张，也促人反思；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寿春城的秋夜很静，但某些变化已经悄然开始。而在洛阳，司马柬收到第一份巡察使的密奏时，提笔批了八个字：“察实情，促实效，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