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厂新厂房竣工后的庆功宴仿佛还在昨日。那天傍晚，彩霞满天，小翠穿着刘明为她挑的浅蓝色连衣裙，站在崭新的厂房前，听着鞭炮声震天响。刘明站在她身旁，设计师的自信笑容在夕阳下格外耀眼。老梅拍了拍刘明的肩膀：“年轻人，有出息！”那一刻，小翠觉得未来清晰可见，像新厂房铮亮的钢架结构一样坚实。
三个月后，小翠回到了仓库管理员的工作岗位。新厂房投入使用，她的日常工作又回到了清点货品、登记出入库的节奏。不同之处在于，每个周末，刘明会来接她下班。他们一起穿过五金厂后门那条栽满梧桐的小路，去镇上新开的餐馆尝鲜，或者就在河边散步，聊刘明正在设计的下一个项目，聊小翠今天整理仓库时发现的奇怪零件。
但近来，小翠注意到刘明咳嗽声多了起来。
起初是轻微的干咳，刘明说是秋天干燥，多喝点水就好。后来咳嗽声变得沉闷，像是从胸腔深处费力地挤压出来。有次看电影时，他突然咳得弯下腰，小翠慌忙拍着他的背，手心下能感受到他脊骨的起伏。
“你得去医院看看。”小翠第一百次说。
刘明摆摆手，脸色在电影院昏暗的光线中有些苍白：“最近赶工，累着了。等这个项目结束就去。”
那个项目是为县里一所小学设计新教学楼。刘明书桌上的图纸越堆越高，烟灰缸里的烟蒂也越来越多——尽管小翠反复提醒他少抽烟。深夜，小翠值完夜班经过设计室，总能看到那扇窗户亮着灯，映出刘明伏案的剪影。
这天在小翠的再三催促下，她陪刘明去检查身体。
镇卫生院的医生听诊后皱起眉头：“肺部声音不对，建议去县医院拍个片子。”
县医院的X光室门口，小翠攥着刘明的病历本，看着“家属等候区”几个褪色的红字。刘明从检查室出来时，故作轻松地对她笑了笑，但那笑容在走廊惨白的灯光下显得单薄无力。
“可能就是肺炎，”他说，“打几天点滴就好。”
但当主治医生单独叫小翠进办公室时，她看到了医生脸上那种见过太多悲剧的平静表情。
“初步看片结果不太好，”医生推了推眼镜，“右肺下叶有占位性病变，边缘不规则。需要进一步做增强CT和活检。”
小翠不懂医学术语，但“不太好”三个字像冰锥刺进心里。“占位性病变是什么意思？”
医生沉默了两秒：“就是长了东西。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需要更多检查才能确定。”
那天回家的路上，两人异常沉默。公共汽车在崎岖的县道上颠簸，刘明靠窗坐着，眼睛望着外面飞逝的田野。小翠偷偷看他侧脸，发现他不知何时瘦了许多，颧骨微微凸起，眼下的青黑连成一片。
“会没事的，”小翠握住他的手，感觉那只曾经灵活绘制各种图纸的手如今冰凉，“一定是误诊。”
刘明转头看她，努力笑了笑，没说话。
增强CT安排在三天后。这三天，刘明仍坚持去上班，说小学教学楼的设计不能耽误，孩子们等着新教室。小翠则请假陪他去医院，在等待的间隙里，她开始偷偷用手机查那些医学术语。每查一个，心就往下沉一分。
取结果那天，天空阴沉得像是要压到屋顶。小翠站在医院走廊里，看着医生指着CT片上的阴影讲解，那些词句仿佛隔着水传来——“恶性肿瘤可能性大”、“已有淋巴转移迹象”、“需要病理活检确诊”……
“会不会是错了？”小翠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他这么年轻会这样……。”
医生语气温和但坚定：“所以我们建议去省城的大医院再做一次全面检查。如果是误诊最好不过，但如果是真的，越早开始规范治疗，希望越大。”
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小翠在走廊长椅上坐了十分钟，努力平复呼吸和表情。当她回到等候区时，刘明正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眼神空洞。
“医生说……”小翠在他身边坐下，尽量让声音平稳，“建议我们去省医院再查一次，那边设备更先进。”
刘明抬起头，长久地看着她，然后轻轻点头：“好。”
省城肿瘤医院的人流量让两人都有些无措。到处是穿着病号服的人，有人戴着帽子遮住化疗后稀疏的头发，有人坐在轮椅上，眼睛望着窗外不知名的远方。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混杂着各种食物和人体的气息。
一系列检查又花了一周时间。这一周，他们住在医院附近的小旅馆，房间窄小潮湿，墙壁上印着不明的水渍。白天奔波于各个检查科室，晚上回到房间，两人常常相对无言。刘明的咳嗽在夜里加重，有两次咳得停不下来，小翠只能一边拍他的背，一边盯着旅馆斑驳的天花板，等待黎明。
最终确诊那天，是个罕见的晴天。阳光透过医院走廊的窗户照进来，在磨石子地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刺眼得不合时宜。
“肺腺癌，三期B。”医生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读一份普通报告，“已经不适合手术切除，建议先做基因检测，看是否有靶向药可用，同时配合化疗。”
小翠感到一阵眩晕，她扶住桌角：“能治好吗？”
医生顿了顿：“我们会制定最合适的治疗方案。现代医学进步很快，带瘤长期生存的病例越来越多。关键是积极配合治疗，保持良好心态。”
走出诊室，小翠手里多了一叠厚厚的检查报告和治疗建议。纸很重，重得她几乎拿不住。走廊的长椅上，一位老太太正在安慰哭泣的女儿，低声说着“会好的，都会好的”，那声音像来自很远的地方。
刘明站在窗边，背对着她，肩膀微微塌着。小翠走过去，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刘明转过身，眼睛红着，但脸上竟有一丝奇怪的平静。
“至少知道是什么了。”他说，“比悬着好。”
那天晚上，在小旅馆里，刘明第一次哭了。不是嚎啕大哭，而是那种压抑的、几乎无声的哭泣，泪水顺着眼角滑进枕头。小翠躺在他身边，紧紧抱住他颤抖的身体，自己的眼泪浸湿了他病号服的肩部。
“对不起，”刘明哽咽着，“对不起，小翠...我还没给你想要的生活......”
“我不要什么生活，”小翠的声音也哑了，“我只要你。你会好起来的，听见了吗？你必须好起来。”
平静下来后，两人开始面对现实问题。医生初步估计，前期基因检测、靶向药或化疗的费用，加上住院、辅助治疗，至少需要三十万。这还不算后续可能出现的耐药换药、并发症处理等费用。
三十万。对小翠来说，这是天文数字。她在五金厂的月薪是两千八，刘明好些，作为厂里的设计师有四千出头。两人都没有多少积蓄——刘明的钱大多寄回了农村老家，帮父母翻修房子；小翠则一直补贴着弟弟上大学的费用。
“我可以继续工作，”刘明说，“一边治疗一边画图......”
“不行，”小翠坚决摇头，“你必须专心治疗。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话虽这么说，但她心里一片茫然。第一个想到的是借钱，可亲戚朋友大多不宽裕；然后是银行贷款，可他们没有像样的抵押物；甚至有那么一瞬间，她想到了卖血，但随即意识到这想法多么荒唐而绝望。
回到五金厂的第二天，小翠去仓库上班时，感觉所有人都在看她。同情的、好奇的、欲言又止的目光，像细针一样扎在背上。午饭时，几个要好的女工围过来，塞给她一些水果和营养品。
“小翠，刘工的事我们都听说了，”质检组的王姐握着她的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