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审的刀光血影与法度宣言，并未随着朱雀大街人群的散去和刑场鲜血的凝固而终结。相反，它如同一块投入历史长河的巨石，激起的波纹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向着长安城的每一条街巷、关中平原的每一个角落扩散、渗透。
核心的震荡，首先体现在对“公审大会”这一事件本身的记录、传播与制度化上。
次日，天尚未亮透，数十辆满载着散发浓郁墨香纸张的牛车，便从几处被严密控制的印刷工坊驶出，分赴长安各坊的市集、街口、茶肆、城门等人流密集处。车上装载的，正是连夜赶工印制出来的《韦杜罪录》摘要版和公审判决全文。
这些文书与以往官府告示截然不同。纸张是粗糙的，印刷也谈不上精美，甚至有些字迹模糊，但其内容却如惊雷。首页以硕大的字体印着“公审大会实录”及“韦杜罪录择要”，高利盘剥，家破千户”、“勾结胥吏，草菅人命”、“囤积居奇，心肠似铁”。每一个标题下，都用最直白浅近的文字，列举一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配上骇人的数字——多少田亩、多少条人命、多少利息、多少石粮食。
更让识字者和听人念诵的百姓心惊的是，文书后半部分详细刊载了公审的完整判决，二十八颗人头，二十五人流徒杖罚，条条清晰。最后附上了“申冤清田司”的地址、职能，以及大将军黄巢关于“凡有冤抑，皆可申诉，查实必究”的承诺。
这些文书被一摞摞堆放在临时搭起的木台上，旁边站着一名嗓音洪亮的差役或招募的寒门士子，大声宣讲。起初，百姓还畏缩不敢近前，但很快，有人大着胆子取走一份，蹲在路边吃力地阅读；有人围拢在宣讲者周围，听得目瞪口呆，继而咬牙切齿；更有不识字的老者，拉着旁人的衣袖，急切地询问：“那上面……真写着杜家抢了杨家庄的地，还打死了人？”“判了斩？都斩了？！”
消息如同燎原的野火。东市西市的商贾、走街串巷的货郎、茶楼酒肆的闲汉、洗衣淘米的妇人……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朱雀大街审案”、“韦杜两家掉脑袋”、“新朝真要给百姓做主了”。各种细节在口耳相传中不断丰富、变形，但核心的信息——“大将军杀了巨恶，还要帮大家讨回田产和公道”——却无比清晰地刻入了人心。
与此同时，位于皇城东南角、原属某个被查抄小衙署的院落，挂上了崭新的“申冤清田司”匾额。天刚亮，门前就已排起了长龙。队伍里有昨日在朱雀大街痛哭的苦主，有闻讯从周边州县赶来的农民，也有更多是长久以来被各式各样豪强、胥吏欺压却求助无门的普通百姓。他们有的拿着发黄的契纸，有的空着手只有满腹苦水，有的扶老携幼，眼神惶恐又带着一丝希冀。
杜谦亲自坐镇司内，调拨了京兆府大量书吏，并吸纳了李延等一批在这次调查中表现突出的寒门士子。流程被尽可能简化：登记姓名、住址、事由——→ 简要询问，记录关键点，收取证据（如有）——→ 发放盖有司印和编号的回执，承诺核查期限——→ 按土地、钱债、人命、其他等分类，交由不同小组初步研判。
仅仅第一天，“申冤清田司”就收到了超过两千份诉状！这个数字让杜谦都感到心惊。这不仅仅是韦杜二族的遗毒，更是整个关中地区积压如山的民怨总爆发。许多案子牵扯的已不仅仅是韦杜，还有其他中小地主、胥吏、乃至已经逃亡或死亡的前朝官员。
压力巨大，但杜谦知道，此事关乎新朝信誉，绝不能敷衍。他迅速调整策略，一方面从军中抽调识文断字、品行端正的士卒补充文书力量；另一方面，将案件按地域和紧急程度分流，部分简单明晰的田产纠纷，尝试组织涉事双方到场，由司内专员主持调解；重大或复杂的，则记录在案，安排察访司与外派军士联合实地调查。
公审大会的另一项直接产物，是开始系统性地清点、接收、处置韦杜二族被抄没的庞大财产。这不仅仅是金银浮财，更是遍布关中的田庄、店铺、库藏。林风、周琮配合文吏，带着大队军士，按照《韦杜罪录》中的线索和不断发现的藏匿点，逐一查封、登记、贴封条。堆积如山的粮食、布帛、铜钱被运往指定官仓；田产地契被重新整理；那些巧取豪夺来的古玩珍宝则被封存待估。
如何处理这些财富？黄巢早有明示：优先用于补偿苦主、抚恤伤亡（按判决标准执行）；其次，充作官府平粜粮食、资助春耕、兴修水利的资本；再次，部分浮财作为新朝国库的启动资金。每一项支出，都要求有明确的账目和用途说明，并定期张榜公布。
公审大会的冲击波，也强烈地撼动着长安城中的其他势力。那些昨日还在刑场边面色苍白的世家代表，回到府中后，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始了紧急家族会议。强硬对抗？看看韦杜的下场。坐以待毙？谁知道那把刀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许多家族开始悄悄自查，处理一些过于露骨的非法勾当，主动向官府“补报”部分田产或“捐赠”钱粮以示好，甚至开始约束子弟，收敛行径。一种前所未有的、对法度的忌惮，开始在这些绵延数百年的门阀心中滋生。
孔纬闭门三日。三日后，他让老仆向京兆府递了一张名帖，表示愿将家中多余的两处田庄（约百亩）捐出，由官府分给无地百姓，并愿为“申冤清田司”义务整理文书、校勘典籍，不取俸禄。此举在士林中引起不小震动，被视为某种风向标。